十一 保留
如果我们仅凭上述内容便判定卞福汝主教是一位“哲学家的主教”、“爱国的神甫”，那也许就错了。他和国民公会G.代表的晤合——几乎可以说是一种结合，给他留下了一种使他变得更加温良的令他惊叹的回忆。不过，事情仅此而已。
尽管卞福汝主教大人完全算不上一个政治人物，我们或许还是应该简略地讲一讲他对当时国家大事所持的态度，如果对这位主教来说，他确曾想过要有一种态度的话。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几年前的一些事。
米里哀先生升任主教不久，皇上便封他为帝国的男爵。好几个别的主教也同时得到了这一封号。我们知道，1809年7月5日至6日的夜晚教皇被拘禁。为了此事，米里哀先生被召至巴黎，参加了拿破仑策划的法兰西和意大利主教会议。会议在圣母院举行。1811年6月15日，红衣主教斐许主持了第一次会议。95位主教参加了会议，米里哀先生也在其内。不过，他只参加了一次大会，三四次特别会。他是一位山区教士，终日过着僻陋贫困的生活，与那里的自然环境接近已成为他的习惯，他觉得他给那些达官贵人带来了一种改变会场气氛的见解。他忙着赶到迪涅去了。当人们问他为何来去如此匆匆时，他回答说：
“他们看我不惯。外面的空气老是跟着我，我一进会议室，它就钻到他们的当中去。我对他们，犹如一扇关不住的门。”
另一次他还说：
“你想怎么办？那些大人先生全是王子王孙。而我呢，一个乡下穷主教！”
他确也有令人讨厌之处。有一个晚上，他在一个最有地位的同道家里，不自觉地说出了这样的话：
“这许许多多的漂亮挂钟！这许许多多的漂亮地毯！这许许多多的漂亮服装！不过，这些漂亮东西好不让人烦恼！我可不愿意在看着这些东西时，还听着它们一个劲地喊：‘好多人在挨饿！好多人在挨冻！穷人多着呢！穷人多着呢！’”
我们顺便提一提，仇视华贵物品也许是不明智的，因为这种仇恨包含着对艺术的敌意。不过，对于教会中的人来说，除了表示身份和举行仪式，就不应该使用华贵物品。那些东西对一贯真心实意解囊济困帮助穷人的教士是不适宜的。对于教士来说，养尊处优，就等于离经叛道。教士应当接近穷人。既然一个人日日夜夜和灾难、苦痛、贫困打交道，难道在他自己的身上竟能不带上一点圣洁的清寒味，犹如劳动必然沾上泥土？一个人站在烈火旁边能不感到热吗？干起活儿来手能不被弄黑，脸上能没有汗水和灰尘吗？工人在熔炉旁工作能毛发无损吗？教士，尤其是主教，清苦是他保证仁慈的起码条件。
这一定是迪涅主教的见解。
他遇到棘手问题时绝不去迎合那种所谓的“时代的思潮”。他对神学争辩不感兴趣，对政教的纠纷问题也从不说三道四；但是，他也不是没有自己的见解。如果他被追问，人们就会发现，他的回答仿佛是偏向罗马派而不属于法国派。既然我们描写一个人时不愿回避什么，我们就必须补充说明，对于那位气焰渐衰的拿破仑，他的态度是冷淡的。1813年以后，他参与了各种反抗活动，鼓动反抗者进行斗争。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时，主教连欢迎他的仪式也是不愿意参加的。在“百日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