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所住宅里，和这一家人一起，我度过工余的时间，我给自己的早餐是一便士的面包和一便士的牛奶。我把另一小片面包和另一小块干酪收在一个特殊的碗橱里特殊的一层，留着我晚上回家做晚餐。这在那六或七先令里是笔很大的开支了。我对此很有数；我整天就待在那批发店里，整整一星期就靠那笔钱养活自己。从星期一早晨直到星期六的夜晚，我记不得有任何人给予我任何忠告、意见、鼓励、安慰、帮助或支持，到我希望到天堂时也记不起。
我是那么年轻、那么幼稚、那么缺乏能力——我不是那样又能怎么样呢？——处理我自己的一切生活事务，每天早晨去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时，我常因不能抗拒摆在糕饼店前以半价出售的隔夜蛋糕而花去了我预备买午饭的钱。这样我就不吃午饭，或只买一个蛋卷或一薄片布丁。我记得有两家布丁店，我根据我的财政情况在两者之间做选择。一家就在靠近圣马丁教堂的一个广场上——就在教堂的背后——现在已全迁走了。这家店里的布丁是用葡萄干做的，是种很特别的布丁，价格很不菲，两便士能买到的不比一便士的普通布丁量多。另一个店在斯特兰大街——在后来已改建的什么地方。这家的布丁是一种灰色的大块布丁，沉甸甸，松软软，里面稀稀落落地撒了些大葡萄干。每天我下班时，正好这种热布丁上市，我就吃它当晚饭。如果要吃得像顿正经晚饭，我就在一家小餐馆里吃一条香肠和一便士的面包，或一份四便士一碟的红牛肉；或者去我们营业地点对面的一家又破又旧的酒店里吃上一碟面包和干酪，还喝上一杯啤酒。那家酒店店名叫狮子或狮子和别的什么来着，我已经不记得了。我记得，有一次我胳膊夹了块面包（那是我早上从家里带出来的），面包被张纸包着像本书，我夹着它到杜里巷附近那家赫赫有名的牛肉店[22]，点了一“小碟”那种精致食品和面包一块吃下去。对我这么一个独往独来的奇怪小家伙，那招待是如何想的，我不知道；不过我吃饭时，他那盯着我的样子至今我还记得，他还叫了另一个招待来看我。我给了他半个便士，真希望他当时没收下。
我想，我们有半个小时吃茶点的时间。我钱够时，总买半品脱冲好的咖啡和一片奶油面包。我没钱时，就去看舰船街的野味店，在这种时候，我也间或走到考文特花园市场去看菠萝。我喜欢在阿德尔菲街一带徘徊漫步，因为那地方有一个黑色拱门而显得神秘。我记得，一天晚上我从靠近那河边小酒店的一个拱门里走出，酒店前有片空地，一些扛煤的工人在那里跳舞；我坐在一张凳子上看他们。不知道他们对我作何感想！
我是那样一个孩子，那么小，当我走进陌生的酒店要买杯麦酒或黑啤酒以佐我带来做午饭的东西时，他们竟不敢给我。我记得，一个很热的晚上，我走进一家酒店，对老板说：
“你这儿最好的——特别特别好的——麦酒一杯要多少钱？”因为那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日子。也许那天是我生日。
“两个半便士，”老板说，“这价钱买的是货真价实的斯丹宁麦酒呢。”
“好吧，”我拿出了钱说，“请给我上满满的一杯货真价实的斯丹宁吧。”
老板听后，露出一丝怪怪的笑，在柜台那儿把我从头到脚打量着；他没去倒酒，反而朝屏风后望来望去，对他妻子说了些什么。他妻子拿着针线活从屏风后走出来，和他一起打量我。现在，我们当时仨人的模样都在我眼前活灵活现了。老板没穿外套，靠在柜台的窗架上；他的妻子从那下面那小部门关住的门上方往外看；我呢，就在柜台外面莫名其妙地仰脸看他们。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如我叫什么，多大了，住哪儿，怎么做工，怎么来的。为了不牵连什么人，恐怕我对所有这些问题进行的回答有的是编造。他们把麦酒给我，不过我怀疑这不是货真价实的斯丹宁；那老板娘推开柜台的那半节门，俯下身来，把银退还给我，还怀着半称赞半同情的心情吻了我。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出于好心和善意。
我知道，我并不是有意或无意地夸张我的经济匮乏和生活困难。我知道，如果奎宁先生给我一先令，无论何时，我就把它花到一顿饭或一顿点心上。我知道，我是个穷小子，从早到晚，跟普通的成年人和少年郎一起干活。我知道，我又饿又馋地在街上逛来逛去。我知道，如果不是蒙上帝眷顾，在我所受的那种照顾下我会很容易地就变成一个小强盗或小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