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我就发现虽然高米芝太太和皮果提先生住在一起，她却并不像人们事先以为的那么好相处。高米芝太太的性子相当拧，在这么一个狭小的住处，她却那么经常地抽泣，弄得大家都不舒服。我想，如果高米芝太太自己有一个属于她自己的方便房间可以避进去，一直在那儿待到她精神振作了再出来，那于大家都要好得多。
皮果提先生不时去一家叫快活地的酒店。我们到后的第二晚或第三晚他没在家，高米芝太太就抬头望着那个荷兰钟，在八点到九点之间，她说他是在那个地方，还说她一早就知道他会去那儿的，所以我知道了这事。
高米芝太太一天到晚都怏怏不乐。上午火炉冒烟时，她就哭了起来。当那不愉快的事发生时，她就说这话：“我是个苦命的孤老婆子，一切都和我过不去。”
“啊，烟就要散开的，”皮果提说——我说的还是我们的皮果提——“再说，这烟也不只是让你一个人不待见，我们也都不待见它。”
“我觉得它更不待见我。”高米芝太太说。
那一天很冷，寒风彻骨。火炉前专属高米芝太太的那个位置在我看来再暖和惬意不过了，而且她的那把椅子也是最舒适的。可那一天偏偏什么都不如她意。她一个劲埋怨天气冷，怨冷气不时袭击了她的背（她管那种袭击叫“偷偷地爬”）。最后，她为此流泪，并又说她是一个苦命的孤老婆子，一切都和她过不去。
“当然很冷，”皮果提说，“每一个人都一定有这种感觉。”
“我比别人更觉得冷。”高米芝太太说。
吃饭时也是这样。上菜时，我是被视作贵客而享受优先的，给我上完菜后就马上给高米芝太太上。鱼小而多刺，土豆又有点糊了，我们也都承认对这有点失望。可高米芝太太说她比我们更失望。她又哭了起来，并且十分悲伤地又把前面那番宣言再陈述了一番。
于是在皮果提先生晚上九点左右回家时，情形总是这样——高米芝太太总是心境极凄凉痛苦地坐在她那个位子上织毛线。皮果提一直挺快活地做手工。汉姆在补一双很大很大的水靴；我呢，就和小爱米丽坐在一起，并念书给她听。除了叹气，高米芝太太什么话都没说，而且打吃茶时候起，就没抬过眼睛。
“咳！朋友们，”皮果提先生坐下时说，“你们大家都好啊？”
我们都说点什么，或表示出什么神情以示欢迎他，只有高米芝太太对着她的毛线活摇摇头。
“这么不快活，”皮果提先生拍一下手道，“快活一点儿，好妈妈！”（皮果提先生的意思是说“好姑娘。”）
高米芝太太没表现出半点打起精神的样子。她掏出一条旧的黑手帕擦起眼睛来，而且擦了一下后不但不把它放回口袋，反而拿在手里又擦了一下，而且依然不放回口袋，随时准备再用来擦眼睛。
“这么不快活，太太！”皮果提先生说。
“没什么，”高米芝太太答道，“你是打快活地回来的吧，丹？”
“可不是，我今晚在快活地休息了一小会儿，”皮果提先生说。
“我真抱歉，把你逼到那里去了。”高米芝太太说。
“逼？我可不是被逼着去的，”皮果提先生说着坦诚地笑了起来，“我可是巴不得去那儿呢！”
“是啊，巴不得，”高米芝太太说着摇摇头，又擦起了眼睛，“是呀，是呀，非常巴不得。我真抱歉，是因为我你才这么巴不得去那儿的。”
“因为你？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皮果提先生说，“别信这个。”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我，”高米芝太太哭着道，“我知道我是什么人。我是个苦命的孤婆子，不但什么事都和我过不去，我也和所有的人都过不去。是的，是的，对这点我比别人还感受得多，也表现得更多。这都是我命不好。”
我坐在那儿看到这一切时不禁想：这不好的命都延伸到这个不是高米芝太太的家的每个成员身上了。但是皮果提先生没这么反驳，他所做的回答只是恳求高米芝太太快活起来。
“我不是我所希望成为的那种人，”高米芝太太说，“远远不是。我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的烦恼把我弄得性子别扭。我总感到那些烦恼，就是它们使我性子这么别别扭扭。我希望我能感觉不到那些烦恼，可我就是做不到。我真巴不得我能对那些烦恼无动于衷，可我也做不到。我使这个家不快乐，对这点我一点也不怀疑。我让你妹妹整天不快乐，还有卫少爷。”
这时我一下就软化了，并叫了出来：“不，你没有，高米芝太太。”那时我心里内疚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