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她一度很喜爱我的父亲。可父亲的婚事让她伤透了心，因为我妈妈在她看来不过是一个蜡制的娃娃。虽然她从来没见过我妈妈，却知道我妈妈当时还不到20岁。自打结婚后，我父亲和姨奶奶再没见过面。那时，我父亲的年纪是我妈妈的两倍，他的身体也不太结实。一年后，他去世了，正如我前面说的那样，他去世后六个月我才来到这世上。
在那个十分重要的——请原谅我竟这么说——星期五下午，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那事究竟是怎么样发生的，我本人的感官未获得任何印象。
当时，我妈妈正坐在火炉边。她身子虚弱，精神不振，泪汪汪地看着炉火，想到自己和那尚未出生就没有父亲的小人儿好不绝望，楼上的抽屉里有许多绣有大吉大利的祝词的针插都已表明了对那个小婴儿的欢迎，欢迎他来到那个对他的到来一点也不会有什么激动的世界上。就像我说的，我母亲在一个晴朗而起了风的三月下午坐在火炉边，胆怯怯，悲切切，十分怀疑是否能挨过她的难关。当她擦干眼泪向窗外望去时，她看见一个向花园走来的陌生女人。
再看一眼时，我母亲顿时预感到那女人就是贝西小姐，我母亲坚信这一预感。那女人站在花园的篱笆外，在落日的余辉下，她步态生硬表情冷漠地走到了门前。
她来到屋前的举止又一次证明了她的独特。我父亲常说，一般的基督教徒谁也不像她那样举止行事。她没有拉铃，而是一直走到正对着我母亲的那扇窗前，往窗里张望。她把鼻尖贴紧到玻璃上，她贴得那么紧，以致我那可怜又可爱的母亲说那时她的鼻尖变平而且成了白色。
她使我母亲吃惊不小，所以我一心认为：我在星期五出生实在要感谢贝西小姐呢。
我母亲惊慌失措，起身走到椅子后面的角落。贝西小姐站在对面，扫视着屋里。她不慌不忙，若有所思，那神情，就像荷兰钟上的那个回回一样。她的目光终于落到我母亲身上，她皱起眉头，像惯于驱使驾驭奴仆的主人那样对我母亲做了个手势，示意我母亲前去开门。我母亲就过去了。
“大卫·科波菲尔太太吧，我想。”贝西小姐说，那特别加重的语气大概是考虑到我母亲身上的丧服及心理状态才推断的。
“是的。”我母亲很软弱地答道。
“特洛伍德小姐，”来人说，“你一定听说过她吧，我敢说。”
我母亲表示她有幸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她心头的不快并没证明那是一种特别的荣幸。
“现在，你看见她了。”贝西小姐说。我母亲低下头请她进来。
她们走进我母亲刚走出来的那间客厅。走廊对面那间最好的房间没有生火，实际上，自从我父亲的丧礼结束后，那里的炉子就再没生过火。她们俩落座后，我母亲再也忍不住了就大哭起来。
“哦，好了，好了，好了！”贝西小姐忙说，“别那样了！行了，行了，行了！”
可我母亲忍不住，一直哭了个够才停下。
“孩子，把你的帽子摘掉，”贝西小姐说，“让我看看你。”
这要求虽然不合情理，我母亲却实在太怯懦竟不敢拒绝，就算她心存怀疑也不得不照办。她只好照贝西小姐的话做了，由于紧张，她竟把头发弄散全披到脸上来了。她的头发不但多，而且美。
“唉呀，我的天！”贝西小姐惊叹道，“你还是个小娃娃呢！”
毫无疑问，我母亲显得十分年轻，甚至比她的实际年龄还显得年轻。她低下头，仿佛做错了什么事一样。可怜的人！一边哽咽，一边说，她恐怕自己的确是一个孩子气的寡妇，而且只要还能活下去恐怕还是一个孩子气的母亲。她停了一会儿，这时她恍惚觉得贝西小姐在摸她的头发，并感到贝西小姐的手并不柔和。可是，当她怀着怯生生的希望向贝西小姐看去时，却发现这女士卷起裙裾的下摆坐在那里，双手叠放在一只膝盖上，脚踏在炉栏上，皱眉盯着炉火。
“到底是怎么回事。”贝西小姐突然问，“为什么叫鸦巢呢？”
“你说的是这房子吗，小姐？”我母亲问。
“为什么要叫它鸦巢呢？”贝西小姐说，“叫它厨房要更合适些[3]，如果你们两人中有一个对生活有点实际概念的话。”
“这名字是科波菲尔先生选定的，”我母亲说，“我们——科波菲尔先生认为这的确是个很大的鸦巢。不过，那些鸦巢都很有些年头了，那些鸟早就不再来这里了。”
“这真是大卫·科波菲尔！”贝西小姐大声说，“地地道道的大卫·科波菲尔！周围一只乌鸦也没有，就把这房子叫鸦巢。傻乎乎地认定了有鸟，只不过是因为看见了鸟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