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他们友好的套近乎的表示感动了，我的心不假思索就被他们征服了，尤其是被达斯蒂埃先生，他更为坦率开朗一些，所以更让我喜欢。我甚至还继续和他通信；而且当我想把《山中来信》印出来时，我还想到要找他帮忙，以此误导那些在去荷兰路上等着看我包裹的人，让他们摸不到线索。他曾经多次跟我提到，而且可能是故意提到，在阿维尼翁出版业非常自由，如果我要印什么东西的话，他很愿意为我效劳。我接受了他的好意，将自己文稿的前几册陆陆续续寄给了他。他将这些文稿保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又把它们寄还给我了，同时告诉我说，没有哪个出版商敢冒险出版我的作品。我不得不又回头去找雷伊，小心翼翼地把我的文稿分成一册一册陆续寄给了他，而且一定是在确保上一册收妥以后才寄出下一册。在这部作品没有出版之前，我得知有人在大臣的办公室里见过该书；讷沙泰尔人埃斯什尔尼跟我谈起一本叫《山中人》的书，说霍尔巴赫告诉他这书是我写的。我向他保证，我从来没有写过有着这样书名的一本书，因为事实也就是这样的。当那些来信出版的时候，他大为光火，说我撒谎，虽然我告诉他的都是真的。从这件事上来看，我确信我的手稿被人看过了。我深信雷伊的诚实，因此我不得不将我的怀疑转移到其他地方。我倾向于相信的最合理的猜测是，我装文稿的包裹在邮路上被人打开过了。
另外一个人，差不多就是我在那个时候认识的，起先我们只是通过信函往来，这人就是拉利奥先生，一个尼姆人。他从巴黎写信给我，请我把我的侧面剪影像寄给他，他好请勒·穆瓦纳用大理石给我雕一个半身像，雕好以后陈列在他的图书室里。如果这是一种奉承的方法，以此解除我的疑虑的话，那么这一招实在是太奏效了。我相信一个人希望在他的图书室里放上我的半身雕像，那他肯定熟读过我的作品，也拥护我的处世信条的。我相信他爱我，因为他的灵魂和我的灵魂是相通的。这个想法当然吸引了我。我随后见了拉利奥先生，我发现他很渴望为我排除一下小纷扰，想干预我的一些琐事。但是，除此以外，我怀疑他这一辈子读过的书中，究竟有没有一本是我的作品。我不知道他是否有个图书室，以及这图书室是否在使用；至于那个半身像，只是一个粗陋的用黏土制成的塑像，是勒·穆瓦纳自己操刀的，但是雕了一个丑陋不堪的人像。他用我的名字四处宣扬这雕像，仿佛这玩意儿真的和我有些相似之处。
惟一一个出于对我的观点和文章的偏爱来看我的法国人，是利穆赞步兵团的一个青年军官，名叫塞吉埃·德·圣布里松先生。他曾经凭着令人羡慕的才华和恃才放犷在巴黎和上流社会很出过一阵风头，可能现在仍然是这样。在我灾祸降临前的那个冬天，他曾经到蒙莫朗西去看过我。我发现他精力充沛，很活跃。这让我十分喜欢。后来我到莫蒂埃来了，他又写信给我。并且，不知他是想奉承我，还是被《爱弥儿》弄得晕头转向了，他告诉我他想离开军队，去过独立的生活，并说他正在学习木匠手艺。他有一个哥哥是同一个兵团的上尉，是他母亲的掌上明珠。他母亲是个狂热的信徒，受某个伪善的神父的影响，对她的小儿子非常不好，斥责他不信宗教，尤其不可饶恕的是，这个小儿子和我的关系居然很密切。这种种抱怨和不满，致使他想与母亲决裂，也促使他采纳了我刚才谈到的那个决定——那就是，做一个小“爱弥儿”。
我被他这莽撞的渴望吓着了，我赶紧写信给他，试图说服他放弃原有的计划，我竭尽全力规劝他。他听进去了，重新回去履行儿子的职责，并且，从他的上校手里把他递交的辞呈收了回来。他当时辞职以后，上校谨慎地拒绝了，给了他一段时间想清楚到底要不要辞职。圣布里松放弃了这些傻念头后，又生出了另一个不太耸人听闻但是很不合我口味的想法，想去当作家。他陆续出了两三本小册子，显示出作者是有点才华的，我也将无需有如下的自责：“我本来应该给他鼓舞人心的夸奖，让他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的。”
过了一段时间，他来看我，我们一起到圣皮埃尔岛远足。在这次旅程中，我发现他与我在蒙莫朗西见到时的样子有点儿不同。他表现出一种矫揉造作的神情，开始我也不怎么觉得特别碍眼，但从那以后我就常常想起来。当我途经巴黎到伦敦去的时候，他又到圣西门旅馆来看我。在那里我听说——他以前并未告诉过我——他进入了上流社会，并且频繁地去看卢森堡夫人。当我在特利时，他就音信全无，也没有通过我的邻居他的亲戚塞吉埃小姐给我任何消息。塞吉埃小姐对我从未有过什么好感。总之，圣布里松先生对我的迷恋，就像那次我跟范斯先生的交往一样，突然之间就结束了。但是，范斯先生不欠我什么，圣布里松却欠了我的情，除非我阻止他干的那些傻事只是他开的一个玩笑而已。实际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样。
从日内瓦来看我的人也一样多，甚至更多。德吕克父子相继选中我做他们的护士。他们父子两个，父亲在路上病了，儿子则在从日内瓦动身的时候就病了，他们就都住到我家里来了。一些牧师、亲戚、偏执的教徒，各种各样的人，都从日内瓦和瑞士来了。他们不像那些法国人，是为崇拜我或者取笑我而来的，而是为了责备我和为难我而来的。惟一让我高兴的是穆尔杜，他来跟我住了三四天，我本想留他多住几天的。在所有人中，最顽固、最有耐心、最终用他那没完没了的要求把我驯服了的，是一位狄维尔诺瓦先生。他是个日内瓦商人，法国难民，是讷沙泰尔检察长的亲戚。这位狄维尔诺瓦先生每年专门从日内瓦到莫蒂埃来看我两次，一连几天，从早到晚都和我呆在一起，陪我散步、给我带不计其数的小礼物，想获得我对他的信任，凡是我的事情他都要插手管一管，尽管我和他在思想、爱好、观念或者知识上没有任何共同点。我怀疑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根本没有从头到尾看完过任何一本书，甚至不知道我的作品谈论了什么话题。当我开始收集植物标本时，他也陪我长途跋涉去收集。但他对这一活动并不热衷，一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甚至有勇气在古穆安的一个小酒馆和我面对面地呆上三整天。我本来希望通过让他自己觉得百无聊赖或者让他觉察到他使我非常厌烦，就会让他走开，但是，无论我怎么做都挫败不了他那不可思议的恒心。然而，我也无法参透其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