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段时间，元帅勋爵派人给我送来了一封布弗莱夫人的信，我猜这封信至少是通过达朗贝转来的，因为他认识元帅勋爵。这是自从我离开蒙莫朗西以后布弗莱夫人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她严厉地斥责了我给蒙莫朗先生写信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我居然去领了圣餐。我简直不知道她在斥责谁。因为自从我去了日内瓦以后，我就一直对外宣称自己是个新教徒，而且还公开地到过荷兰教堂，这世上也没有什么人觉得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布弗莱伯爵夫人居然想在宗教问题上左右我的良心所向，这实在是太可笑了。然而，我并不怀疑她的用意是好的，但我实在不知道她真正的用意何在。我对她这不同寻常的斥责并不感到生气，我给她回了一封相当平和的信，同时给她解释了我那一系列做法的原因。
在这个时候，攻击我的书刊还是和以前一样甚嚣尘上，而且那些善良的作者们责备政府当局对我太宽大了。幕后主使仍未现身，但他导演的这场嗥叫的大合唱，的确有点不祥，并且扰乱人心。而我则任他们去嚎叫，并不庸人自扰。我得到确切消息说，索尔朋神学院发出过一个谴责书。我不相信有这回事。索邦神学院怎么会干涉这件事呢？难道他们想证明我不是天主教徒吗？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啊。他们想证明我不是一个虔诚的加尔文派教徒吗？这件事与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把这件事情揽到自己身上来，真是太奇怪了，简直快成我们的牧师了。在我看到文件之前，我相信这文件是以索邦神学院的名义传播出去的，并以此来辱没它的。读了那份文件，我对自己先前的猜测更是确信不疑。最后，当我无法再怀疑这份文件的真实性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想，脑袋里面只有一个念头：如果索尔朋神学院的人全都呆在精神病院里，可能会更好一些。
另外一份文件对我的触动更大，因为它出自一个我一直非常敬重的人之手，我佩服他的坚毅，却痛心于他的盲目举动。我说的就是巴黎大主教反对我的信。
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回复这封信。我可以这样做而并不让我丢面子；当年我答复波兰国王的情形和这次差不多。我从来不喜欢伏尔泰式的野蛮争吵。我只能在保持尊严的情况下与人战斗，而且在我屈尊自卫之前，我要确信我的对手不会使我的打击蒙羞。我毫不怀疑这封信出自耶稣会教士之手，尽管他们当时处境也不妙，但是我从中还是看出了他们一直以来的信条——痛打落水狗。因此，我得以奉行我坚持已久的处世原则——尊重作者，同时将该作品驳得体无完肤。我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我发现在莫蒂埃住得非常舒心，我想在此度过一生中最后的一段日子，我所缺少的，只是一个可靠的生计手段。在这里生活，花销很大。我先前的安排被打乱了，因为我的旧家拆散了，又建了一个新家，我的家什要么卖了，要么丢了；还有就是，我从蒙莫朗西离开以后一路上必不可少的开销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我看到自己手头的资金一天天地变少，两到三年的时间我准会把剩下的钱也花光的。而我发现，自己再也没有办法攒起那么多的钱了，除非我再操写书之业——这是一个不祥的职业，我早已经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