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在《爱弥儿》之前的一两个月出版了。我一直请雷伊向我保证不将我的作品秘密引入到法国。有鉴于此，他就向地方官员申请允许他由卢昂，通过海上托运完成该作品的引进。雷伊没有收到任何批复，当包裹最终退还给他时，那些包裹已经在卢昂滞留了好几个月了。本来包裹是要被没收的，但是他大闹了一场，他们最后还是把包裹退给了他。有些人出于好奇，从阿姆斯特丹弄到了几个抄本，于是此书就在法国不声不响地流传开来了。莫勒翁听说了这件事情，甚至曾经读过此书，便用一种神秘兮兮的令我惊讶的语气和我谈起这本书。如果不是确信我的言行各方面都中规中矩，如果不是我扪心自问觉得自己无可厚非，如果不是我用伟大的信条让我恢复了信心的话，他的这种谈话的口气是会使我感到浑身不自在的。我毫不怀疑，舒瓦瑟尔先生已经对我不无赞同，而且觉察到了我在这部作品中由出自内心的敬仰而对他发出的颂扬之词。他应该会在这种场合下支持我，以对抗蓬巴杜尔夫人的恶意。
那个时候，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指望卢森堡先生的好意，和在我需要时他及时给予我的支持；因为他从来没有给过我如此频繁和如此令人感动的友好表示。他在复活节期间来看我时，我糟糕的身体状况使我无法去他那里拜会他，他就每天每日不间断地来看我。见我的病痛持续不见好转，他最后说服我让他去请科姆修士来为我看病。他亲自把科姆带到我的住所，并且有勇气呆在我家里陪我度过漫长而痛苦的手术——这种勇气在达官贵人身上是非常罕见和值得称赞的。然而，这个手术只是用探针探测一下而已。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接受过探测，即便是莫朗，尝试了几次，也没有对我的疾病进行成功的探测。科姆修士的技巧和轻柔是无与伦比的，最后在我忍受了两个小时的剧痛之后他成功地伸入了一个非常小的探针，我在这两个小时之中极力地忍住了自己的喊叫，以免使这位好心的元帅感到痛心。第一次检查时，科姆修士说他发现了一块大的石头，并且告诉我实有其事；到第二次探测时，他却说找不到石头了。做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检查之后，我明显感觉到他探测得更加细致而准确了，时间也似乎长了一些，他宣布这一次完全没有探测到结石，只是前列腺上有个硬块，而且呈异常肿大状。他发现膀胱很大，情况良好，最后他说了他对我健康状况的看法：我会遭不少病痛，但是会很长寿。如果他预言的第二点和第一点一样完全都能实现的话，那我的痛苦何时是个尽头啊。
因此，在接二连三被以各种我从来没有得过的病的名目诊治了这么多年以后，我最终明白我的疾病是不治之症，但也不致命，这病恐怕要跟着我一辈子，直到我入土为止。我的想象力被这个想法给钳制住了，于是不再等待着结石的残忍痛苦来了结我的生命。我不再害怕多年前断在尿道里的小探条成为结石的核了。从比真实的病痛更加残酷的假想的痛苦中脱离出来以后，我就能比较有耐心地忍受这实际的病痛了。我可以确信，自从那以后，我比以前要更少地感受到我的疾病，而且这一解脱全亏了卢森堡先生，我没有哪一次想起他时心里不涌动着一股别样的情愫。
因此，我获得了重生，也就是说更加念念不忘那个我赖以安度余生的计划了，我只等着《爱弥儿》的出版，然后去执行我的计划。我想去都兰，我到过这个地方，我很喜欢那里，气候很温和，居民也彬彬有礼。
La terra molle lieta e dilettosa
Simili a segli abitator produce.
我早就已经向卢森堡先生提到了我的计划，他曾经极力劝阻我实施这个计划。我又向他说起这件事情，因为我心意已决不吐不快。于是他建议我住到美尔鲁府去，那儿离巴黎有十五法里，对我来说可能是个比较合适的住所，他和卢森堡夫人将会很乐意把我安顿到那里去。这个建议令我很感动，也触动了我的心扉。首先，我必须先去看看那个地方，我们约好，他在约定的日子派他的仆人和车子来接我去。那一天，我的身体却非常不适，看房的计划只好推迟了，而且各种不愉快的事情接踵而至，使得我的这一计划始终未能实现。随后我听说美尔鲁府是卢森堡夫人的，而不是卢森堡先生本人的，我就更加庆幸自己没有去成那里了。
《爱弥儿》最终出版了。我再也没有听说什么新的版本，也没有听说其他的困难。在它出版之前，卢森堡先生向我要走了所有马勒赛尔卜先生写给我的与该书有关的信件。我对他们两个都非常信任，对他们我感到分外放心，所以没有仔细考虑这个请求有什么不同寻常甚至是令人惶恐的地方。我交出了所有的信件，只有一两封无意之中夹在书里面，故而没有交给卢森堡先生。在前一段时间，马勒赛尔卜先生说他要收回我在害怕耶稣会教士的那段时间里，因惶恐不安而写给迪舍纳的信；我必须承认，这些信是不会为我的理智带来荣誉的。但是，我告诉他我希望做真实的自己，无意让自己看起来更好，并且他可以把那些信留给迪舍纳。我也不知道到底他有没有这么做。
这部书的出版并没有像我其他的书一样引起好评。从来没有见过一部作品在私人圈子里面褒扬甚多，而公众却少有认可的。最有能力评论它的人，向我口头说起信中谈起《爱弥儿》时所说的话，让我坚信这一点，即它是我最好的也是我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但是他们告诉我这些的时候都令人惊奇地谨小慎微，仿佛把对我作品的好评加以保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布弗莱夫人宣称，该书的作者值得去立一尊塑像、受万人景仰，在她的短笺的末尾，她却毫不客气地要我把她的信寄还给她。达朗贝写信给我，说这部作品决定了我高人一筹，必将使我在文人的行列中独占鳌头，此信没有签章，而以前他给我写信都签了章的。杜克洛是我可以信赖的朋友，他是一个正直而谨慎的人，对该书评价也很高，但是他也尽量避免对该书发表评论。拉·孔达米纳只就《萨瓦助理司铎的信仰自白》敲边鼓，根本没有说到点子上来。克莱罗在信中也只谈该书的《助理司铎的信仰自白》部分，但是他敢于宣布他被这部作品深深地打动了；他不厌其烦地告诉我，说这部作品细细品读下来，他老迈的灵魂都为之而沸腾了。我赠过书的所有人中，只有他一个人公开地毫无保留地说出了他对该书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