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在杜宾夫人家里生活以后，我一直是安于现状的，从未表露过想有所改善的愿望。杜宾夫人和弗兰格耶先生提出增加我的年薪，这完全是他们自发作出的决定。这一年，弗兰格耶先生对我日渐友善，他想让我的工作更加舒适和安定一些。他是财务总管，他的出纳员迪杜瓦依耶先生年事已高，又很有钱，便打算退休。因此弗兰格耶先生便将他的职位给了我。为了能胜任这项工作，我一连几个星期都到迪杜瓦依耶先生家里，向他学习一些必需的知识。然而，要么是我没有从事这个行业的天分，要么因为迪杜瓦依耶先生想物色另外的继承人，所以没有认认真真教我，总之我对所需的知识掌握得既慢又差，我的脑子总是搞不清楚那一大堆也许是故意弄乱了的账目。不过，尽管还没有完全领会这一行的精微之处，但是我已经略知一二，足够应付一般性的工作了。我甚至开始履行职责了。我既管登记又管出纳，收支现款，签收票据。虽然我对这一行既无才能又无兴趣，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变得理智一些了，我决定克服自己的嫌恶之心，全副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可不幸的是，正当我开始对工作熟悉起来的时候，弗兰格耶先生出门去做了一次短途旅行，旅行期间由我保管他的金库，当时里面顶多装有二万五千到三万法郎，可我还是为此而感到紧张和焦虑，这就越发坚定了我自认为不适合做出纳员的想法，而且我毫不怀疑，我在等待他回来时的那种紧张不安的心情让我得了后来的那场病。
在本书的第一部中，我曾经说过，我一生下来就奄奄一息。先天性的膀胱畸形使我在幼年几乎长年不断地遭受到尿潴留的折磨。悉心照顾我的苏森姑姑为了保住我的小命，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不过，她终于还是成功了，我的强健体质最终占了上风。在青少年时期，我的身体已经比较健康了，除了我描述过的那次虚弱病，以及稍微受热就尿频而使我常常感觉不便之外，一直到三十岁我都没有再复发过早年的那种疾病。第一次旧病复发是在我刚一抵达威尼斯的时候，旅途的劳累，以及一路上的酷热，让我的肾出了毛病，老想排尿，一直到入冬才好。在接触帕多瓦姑娘后，我自以为没命了，结果却并没有感到什么不适。在与徐丽埃妲接触时意淫多于实际行动的那阵令我感到精疲力竭的胡闹之后，我的身体反而比以前更好了。只是在狄德罗入狱之后，我多次在酷暑之中前往范塞纳监狱，结果受了热，得了严重的肾绞痛。从那以后，我的身体就再也没有完全康复过。
在我目前谈到的这个时期，也许是由于在这个该死的职务上做的那些讨厌的工作让我累坏了的缘故，我又病了，而且比以前还要厉害。我在病床上躺了五六个星期，其惨状令人难以想象。杜宾夫人请远近闻名的莫朗医生来为我诊治，尽管他的手术灵巧而精细，却还是让我遭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并且他始终不能用探条探察我的病情。他建议我找达朗医生看看。达朗医生的探条比较柔软，果然插入了体内，减轻了我的痛苦。但是莫朗医生在向杜宾夫人汇报我的病情时进行了夸大，说我顶多只能再活六个月。
这个判决后来传到了我的耳朵里，促使我严肃地思考起自己的处境来。我觉得时日已经无多，自己却还在牺牲宝贵的休息和安宁，被万分厌恶的工作所奴役，真是多么愚蠢啊！再说，又如何去协调我刚抱定的严格原则和一个跟它完全不和谐的职位呢？做一个财务总管的出纳员，却鼓吹公正无私和安于贫贱，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这一系列的想法伴着高烧在我的脑子里面发酵起来，纠结缠绕在一起，再也无法从脑子里面清除出去。病后修养期间，我十分冷静地把我高烧期间作出的决定确定了下来。我永远放弃了任何发财和往上爬的计划，决定在贫穷和独立中度过我余下不多的时日，全力以赴地冲决舆论的罗网，勇敢地去做自认为对的事情，绝不被别人的看法所左右。我所要冲破的阻碍，以及我为战胜它们而付出的努力，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总算尽我所能地做到了，甚至做得比我原先希望的还要成功。如果我能像冲决舆论的罗网那样摆脱友谊的束缚的话，那我的计划就会彻底实现了。我的这个计划也许是尘世中人所能想到的最伟大的计划了，至少它也是最有益于道德的计划。然而，我一方面任意践踏那帮所谓的伟人与哲人的荒谬言论，另一方面却又听凭我那些所谓的朋友的摆布，让他们把我当成小孩子一样牵着走。这些朋友看我闯出了一条新路，便心怀妒忌，一心要让我出丑。他们极力地贬低我，以引起人们对我的公开抗议。让他们从那时起就妒忌我的原因，倒不是我在文坛上的名声，而是我在个性上的改变。他们也许会原谅我在写作艺术上出点风头，但是他们绝不会原谅我因为改变生活方式而树立起一个令他们感到不便的榜样。我天生就爱交朋友，我的性情随和温柔，很容易就得到别人的友谊。只要我还未出名，那么身边所有的人都会喜欢我，我没有一个敌人；而一旦我出了名，我就一个朋友也没有了。这是个巨大的不幸，而更为不幸的是，我被那些自称是我的朋友的人所包围，他们利用朋友这个名义给予他们的权利把我弄得身败名裂。我在后面的回忆中将揭露这个可恨的阴谋。在此我只是指出它的起源，大家很快就能看到这个阴谋的第一个圈套是怎样设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