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小聚餐虽然没有美味佳肴，但是并不缺少快乐。我们相处得非常愉快，以至于不忍分离。克鲁卜飞尔为一个小姑娘包了一间房，不过她还是可以另外接客，因为克鲁卜飞尔一个人养不起她。一天晚上，当我和格里姆走进咖啡馆时，正碰上克鲁卜飞尔从那里出来，准备带她去吃晚饭，我们便嘲笑他。而他的回击很别致，就是邀请我们一道吃饭，接着他转过来嘲笑起我们来。那个小可怜虫似乎性情很好，十分温柔，可能还不大习惯干她那一行，因为她身边有个老鸨在极力地调教她。聊天和畅饮让我们乐得忘乎所以，这个好心的克鲁卜飞尔便索性把人情送到底，因此我们三人便轮流带这个小姑娘到隔壁房间去了，弄得她哭笑不得。格里姆一口咬定他没有碰过这个女孩，并说他之所以在里面呆那么长时间，完全是为了看我们那猴急的样儿。不过，如果说他果真没有碰她的话，那也只是因为他有某种顾忌，因为他在住进弗里森伯爵家之前，就是住在这个圣罗什区的一些妓女家里。
我从这个姑娘住的麻雀路出来，羞得满脸通红，就跟圣普乐从别人将他灌醉的那所房子里走出来时一样。当我写他的故事的时候，我的心里头正是回想起了自己的这档子事。戴莱丝根据一些蛛丝马迹，特别是从我那慌乱的神情中，觉察出我干了对不起她的事。我马上向她作了真诚的忏悔，卸下了心头的重负。幸亏我这么做了，因为第二天早晨，格里姆便兴高采烈地跑来，向她添油加醋地把我的罪过讲了一通，而且从那以后，他总是逮着机会就不怀好意地向她重提这件事。他这么做实在很不应该，因为我既然自觉自愿地信任他，因此也有权希望他不要让我为此而感到后悔。通过这件事，我前所未有地感受到戴莱丝的心地是如此的宽厚，因为她对格里姆行为比对我的不忠还要感到恼火，我只挨了她的一些温和而感人的责备，并且在她的言辞中，我没有发现丝毫愤怒的迹象。这个好女人的心地有多善良，那么她的头脑就有多么简单。对此我无须多说，不过还是有个例子值得提一下。我曾告诉她克鲁卜飞尔是牧师，而且是萨克森—哥特王储的私人牧师。对她而言，牧师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因此她竟然非常奇怪地把几个最不相干的概念给搞混了，把克鲁卜飞尔当成了教皇。当我第一次听她这么说的时候，我还以为她发疯了。那次我刚一回到家，她便告诉我教皇来看过我了。在问清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以后，我连忙跑出去把这件事告诉了格里姆和克鲁卜飞尔。从此，我们便称克鲁卜飞尔为教皇，还把麻雀路的那个姑娘叫做教皇娘娘贞妮。这件事让我们笑了又笑，笑得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有人在写给我的信中硬要我承认说我一生之中只笑过两次，那是他们不熟悉那时的我，也不熟悉年少时的我，否则他们是不会产生这样的念头的。
第二年，即1750年，我已经不再想我的那篇文章了，却忽然得知它在第戎获了奖。这个消息重新唤醒了我写该文时的全部观点，并赋予它们一种全新的力量，使得我的父亲，我的祖国以及普卢埃克在童年时代就植入我心中的那种道德观念和英雄主义思想的原始酵母开始发酵起来。我觉得，如果能做一个自由的、有道德的人，视钱财如粪土，不畏人言，特立独行，那就比干任何事都更伟大更美好。尽管那该死的羞愧和畏惧引发众怒的想法让我起先不敢依自己的原则行事，也不敢公然践踏我这个时代的信条，但是从那时起，我便下定决心，只要等到种种矛盾激发我的意志，并使它感到必胜无疑的时候，我就会立刻将这一原则付诸实践。
正当我对人的义务进行哲学探索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它促使我更加严肃地思考起自己的义务来。这便是戴莱丝第三次怀孕了。由于我实在不愿欺骗自己，也由于我的内心过于骄傲，不愿用自己的行动来否定自己的原则，于是我便开始检讨我的孩子们的命运以及我与他们的母亲的关系。我依据的是自然、正义和理性的法则，以及与其创造者同样纯洁、神圣和永恒的宗教法则。人们一边假装着迫切地想净化宗教法则，一边却在玷污这一法则，而且他们用条条框框把它变成了一种空谈；因为不用付诸实践，所以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就将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一一规定下来。诚然，我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推断错了，但是我在这样做时的那份心安理得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如果我是那种天生的坏蛋，听不到大自然亲切的呼唤，心中从来没有萌生任何真正的正义感与人道感，那么我的这种冷酷无情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然而，我是那么热心肠，又有那么细腻的感受力，我是那么容易动情，又是那么易于为情所困，我有那么多的离愁别恨，我对人是那么温柔亲切，而且我又那么强烈地热爱伟大、真、美和正义，我是那么痛恨邪恶，又是那么不记仇和不愿伤人，甚至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而每当我看到有道德的、高尚的、可爱的事物时，我又是那么容易心肠发软、鼻子发酸——所有这些难道竟能在同一个灵魂之中，与那种肆无忌惮地践踏人类最美好的义务的丑恶行径友好相处吗？不能！我感觉到了，而且还要大声疾呼：这绝不可能！在一生中的任何一个时刻，让雅克·卢梭都绝不可能是一个无情无义、不念父子之情的人。我可能犯过错误，但绝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如果让我陈述其中的理由的话，那可就说来话长了。既然这些理由有可能误导我，那么它们也可能会误导其他很多人。我不想让那些可能会阅读本书的年轻人去冒被这些理由误导的危险。我只想说一点，那就是我的错误在于，由于无法亲自将他们抚养成人，于是我将他们交给社会去教育，在决定让他们成为工人和农民而不是冒险家和追逐名利者时，我还以为是做了一个公民和父亲该做的事，而且还认为自己是柏拉图的共和国中的一员呢。从那时起，我的悔恨就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说我过去做错了。不过，我的理智却从来没有对我这样说过。我甚至还经常感谢上天保佑了他们，使他们逃过了与父亲一样的命运，也逃过了万一我被迫遗弃他们时威胁他们的那种命运。如果我将他们抛给埃皮奈夫人或卢森堡夫人，她们出于友谊、慷慨或其他原因，都曾经表示过愿意抚养他们，那么他们是否就会因此而更加富裕呢？或者至少会被培养成正派人呢？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人家会让他们仇恨，甚至是背叛他们的父母，因此还不如不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亲身父母是谁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