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里昂呆的时间不长，在此期间我拜访了几个熟人，取了几封去巴黎的介绍信，卖了我随身带着的几本几何书。这儿每个人都待我非常热忱。马布利先生和夫人很高兴再次见到我，他们请我吃了几次饭。在他们家里，我结识了马布利神父，我以前也是在他们家里认识孔狄亚克神父的。这两位神父都是来马布利先生家探望兄长的。马布利神父给了我几封去巴黎的介绍信，其中一封写给封得奈尔，另一封写给开吕斯伯爵。在认识这两位后，我和他们相处得非常投契，尤其是与开吕斯伯爵，他一直到死，都对我怀有深厚的情意。当我们单独相处时，他会给我许多忠告，我真后悔没有好好听从。
我又一次见到了相识很久的博尔德先生，他过去经常给我发自内心的帮助，这一次我发现他热情如故。就是他帮我卖掉了那几本书，他还亲自费力地托别人为我写了几封措辞高妙的去巴黎的推荐信。博尔德先生又领我拜见了地方长官。通过他我还认识了黎希留公爵，公爵当时正在里昂。巴吕先生带我去见了公爵。公爵待我很友善，他让我到巴黎后去看他，后来我果然去了几次。然而这次结交贵人对我没有任何的帮助，我在后面会多次提到这一点。我又见了音乐家达维，他在以前的一次旅行中帮我摆脱过困境。他曾经借给我一顶帽子和一双袜子。虽然在这之后我俩经常见面，但是他一直没有向我索要，我也一直没有归还。不过我后来也回赠过一件价值相当的小礼物。如果要说我本该做些什么的话，我是可以把自己说得更好些的，但现在要讲的是我实际做了些什么，很可惜这是两码事。
我又见到了高贵大方的佩里雄，他也又一次向我展示了他惯常的慷慨。他给我的钱与他以前给诗人贝尔纳的钱一样多，他还给我付了驿车费用。我还见到了外科医生巴里索，他是普天下最乐于助人和最仁慈的人；我也见到了他所疼爱的戈德弗鲁瓦，十年来他一直看护着她。这位戈德弗鲁瓦除去温柔的性情与善良的心地外，几乎没有什么别的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任何人第一次见到她时都会深感同情，在离别时也会充满怜悯。因为她已经进入了肺痨晚期，不久之后就离开了人世。如果说所爱之人的性格最能表明一个人的真实天性的话，那么任何见过温柔的戈德弗鲁瓦的人，都会知道可敬的巴里索是什么样的人了。
我对这些可敬的人从来都充满感激。后来我和他们全都疏远了，这不是因为我忘恩负义，而应归咎于我那不可遏制的懒散，它使我看上去像个忘恩负义的人。他们的深情厚谊一直铭记在我的心中，但是要我用实际行动向他们致谢，却比用言辞向他们不断地致谢要容易得多。定期通信一直是我力所不及的事。只要我一开始懒于写信，我就会感到羞愧，不知怎样才能弥补过错，这种羞愧与难堪的心情又反过来加重了我的过错，最后我就索性不再写信了。这样我就一直保持着沉默，似乎把朋友们全忘了。巴里索和佩里雄对此毫不介意，我发现他们一直热情如故。但是在二十年后的博尔德先生的身上，人们可以看到，当一个聪明人自以为受到冷落时，他的自尊心会激起怎样的报复情绪。
在我离开里昂之前，我必须提到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儿。这次和她相会让我感到比以前更愉快一些，她在我心中留下了非常温馨的回忆。这个人就是塞尔小姐，本书的第一部分曾经提到过她，后来我住在马布利先生家里时和她再次相遇。这一次我很空闲，因此见到她的机会很多。我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倾慕之情，我想她自己也不会对我没有好感。但是她对我如此信任，以致我不敢滥用这份信任。她没有钱财，我也一样。我们的境况太相近，以至我们不可能走到一起。同时，按我当时的想法，婚姻还不在我考虑的范围之列。她告诉我，有一位年轻的商人热内夫先生很想向她表达爱意。我在她家里见过这人一两次，大家都说此人很正派，在我看来也是如此。我深信他俩的结合会很幸福，因此我盼着他能娶她。后来他果然娶了她。为了不打扰他俩纯真的感情，我就赶忙离开了，离别时我衷心祝愿这位可爱的女士能永远幸福。可惜，这心愿很快就破灭了，因为后来我听说她在结婚两三年后就去世了。我的整个旅程都被轻微的怅惘所笼罩，我当时感到，后来每当想起这件事时也会感到，虽然为了义务和道德而作出牺牲是很痛苦的，但是存留心底的甜蜜回忆会给这痛苦以充分的补偿。
上一次旅行时我从否定的方面看待巴黎，这一次旅行则从与之相对应的辉煌的方面来看巴黎，不过这个所谓的辉煌不是指我在巴黎的住所。根据博尔德先生的介绍，我住进了离索邦不远的位于科尔蒂埃路的圣康坦旅馆。这儿街道狭小，馆舍拥挤，房间逼仄，一切都糟透了。然而，这个旅馆里却住过许多精英人物，如格雷塞、博尔德、马布利神父、孔狄亚克神父以及其他一些人。但我很不走运，因为这些人早就离开了那儿。不过我在那里结识了博纳丰先生，他是一位跛脚的乡绅，喜欢打官司，有一种讲究纯正语言的癖好。我通过他认识了我现在最老的朋友罗甘先生。罗甘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哲学家狄德罗。关于狄德罗，我在后面还有很多话要说。
我是1741年秋天抵达巴黎的，随身带着十五个金路易的现金、喜剧《纳尔西斯》、以及我的音乐改革方案，这就是我的全部资产。时间不容耽搁，我需要尽快将这些资产用到极致，于是我赶紧去利用我的那些介绍信。如果一个年轻人来到巴黎，长相不错，又有些才能，那么他一定会得到较好的接待，就像我一样，这种接待让我很愉快，但对我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在我携带介绍信前往拜会的那些人中，只有三个人对我有点用处。一位是达梅尔先生，他是萨瓦贵族，当时是宫廷侍从，我认为他还是卡利尼安公主的宠臣；一位是博茨先生，他是铭文研究院的秘书，也是国王的纪念章保管员；还有一位是卡斯太尔教士，他是耶稣会教士，明符键琴的发明者。除达梅尔先生外，其余两人都是由马布利神父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