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旅程中，我似乎都忘记自己是个病人了。当我到了蒙佩利尔，才想起这回事来。我的神经错乱症已经完全好了，但是所有其他的病依然存在。虽然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感觉也不是那么严重。如果有人突然得了这样的病，他肯定会觉得大限已到。实际上，我的那些病，与其说是使我感到疼痛，不如说是使我感到害怕。它们所引起的精神上的痛苦，看来超过它们预示即将毁灭的肉体上的痛苦。因此，当我被那些强烈的情欲所占据时，我就把一切疾病置之度外了。然而，我的病毕竟不是臆想出来的，每当我的精神一安定下来，病症又全都冒出来了。这时我开始郑重地考虑拉尔纳热夫人的劝告以及我此次旅行的目的。我马上去找最有经验的名医，特别是费兹先生。为了小心起见，我干脆在一位医生家里寄膳。这位医生名叫菲茨莫里斯，是爱尔兰人，有很多学医的学生在他家里寄膳。他的家对一个病人来说格外方便，菲茨莫里斯先生非但收的膳食费不多，而且他偶尔给在他家用餐的人看病还分文不取。他负责执行费兹先生的处方，并照料我的身体。在实行节食疗法的时候，他非常尽职。而且在他家寄膳的人没有一个消化不良。我虽然并不是很讨厌节食，但是有的时候对比简直太鲜明了，这常常让我想起陶里尼扬先生，在膳食供应方面，他还是比菲茨莫里斯先生高出不少。然而，我们在这里绝对不会忍饥挨饿，而且那些年轻学生总是很开心，这样的生活方式对我的身体确实有益，我不像以前那样总是奄奄一息的。每天早上，我服用药物，特别是喝一些水，我想大概是瓦尔斯的矿泉水，但是不敢肯定。此外，上午剩下的时间就是给拉尔纳热夫人写信。我们之间的通信一直继续着，而卢梭是以朋友杜定的名义收转那些信件的。中午，我便和同桌用餐的某个青年到拉卡努尔格去散散步，他们都是些顶好的小伙子，午饭前我们总是先集合在一起，然后才共同进餐。午饭后一直到傍晚，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去干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到城外玩两三场木槌击球的比赛，输的要请吃下午茶。我是不参加玩球的，我既没有力气，也没什么技巧可言，但是我参加赌谁输赢。由于关心结果，我跟那些球员和木球一起在坎坷不平、满是石子的路上跑来跑去，这种运动对我倒是十分合适，既能让我身心愉悦，又能锻炼体格。我们在城外的小酒店里吃下午茶，不用多说，这是非常快活的。但是我必须补充说明一点，虽然小酒店中的那些女孩子们长得都很漂亮，我们并没有非礼她们。菲茨莫里斯先生是个击球高手，他是我们的头儿。我可以断言，尽管大学生的名声不怎么好，但这群年轻人所表现的庄重和礼貌，就是在许多成年人中也是难得一见的。他们吵闹而不放纵，活泼而不放肆。我很容易就适应了这种生活方式，它让我感到轻松自在。真希望就这样一直继续下去。这些大学生中有几个是爱尔兰人，我尝试着向他们学了些英语单词，以备到圣昂代奥勒镇后的不时之需。我去那里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拉尔纳热夫人每封信都催我过去，我也准备照她的话去做。我心里很明白，那些医生根本没弄清楚我得的是什么病，都把我看作是一个臆想着自己有病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拿一些菝葜根、矿泉水和乳浆来敷衍我。医生和哲学家的理论同神学家们刚好相反，他们只承认自己能够解释的东西，而且也仅仅知道如何去治疗那些知道的病。这些先生们对我的病一无所知，因此，我就是什么病也没有。当然，医学博士们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我看他们只是在糊弄我，想让我把钱全部花完。我认为圣昂代奥勒镇的那位完全能够代替他们，绝对不会比他们差，而且还可以使我更愉快些。于是我决定投奔她，并怀着这种聪明的想法离开了蒙佩利尔。我是在十一月底动身的，我在这个城市一共住了六个星期或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大约花掉了十二个金路易，无论是在身体方面还是在知识方面，我都是毫无长进。只有菲茨莫里斯先生的解剖课程让我颇感兴趣，但后来因为我受不了解剖尸体的臭味，不得不放弃了这门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