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回国的原因之一就是看望儿子。从她离开意大利的那天起，同儿子见面的念头就一直使她激动不已。他们离彼得堡越近，见面的喜悦和意义对她来说就越大。她没有问过自己怎样才能见到儿子。她觉得，与儿子同在一个城市，要见他是很自然也很简单的事。但一到彼得堡，她就很清楚地看到她在社交界的处境，意识到安排同儿子见面并非易事。
她在彼得堡住了两天。对儿子的思念片刻没有停歇，但她还是没有见到他。她觉得自己无权直接到家里去，因为在那儿她可能会遇到卡列宁。打听好儿子散步的时间和地点，等他出来时见上一面，对她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她为这次见面做了那么多准备，她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多想好好抱抱他，亲亲他啊！谢里沙的老保姆本来可以帮帮忙出出主意的，可她已经不在卡列宁家了。她一面犹豫不决，一面打听老保姆的下落，两天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安娜听说了卡列宁同丽迪亚·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的亲密关系之后，第三天就决定给她写封信。这封信费了她不少脑筋，在信中她有意提到，允不允许她见儿子就全仗她丈夫的宽宏大量。她知道，这封信要是给丈夫看到，他会继续扮演宽宏大量的角色，不会拒绝她的要求的。
替她送信的信差带回了最残酷、最意想不到的答复，那就是没有回信！她把信差叫来，听他详细叙述他如何等待，又如何被告知没有回信，觉得自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安娜受到了伤害和侮辱，但她明白，丽迪亚·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就她的观点来说是正确的。她感到分外悲伤，因为她只能独自承受痛苦。她不能也不愿让渥伦斯基分担她的痛苦。她知道，虽然他是她不幸的主要根源，她见儿子这件事在他看来却是无足轻重的。她知道，他永远也无法体会她有多痛苦，要是她和他提起这事而他却反应冷淡的话，她肯定会恨他。天底下她最害怕的事莫过于此。因此，凡是同儿子有关的事，她都瞒着他。
她在旅馆待了一整天，盘算着怎样才能见到儿子，决定给丈夫写封信。信已经写好了，这时她收到了丽迪亚·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的回信。伯爵夫人开先的沉默使她觉得自卑，但这封信以及她从字里行间读到的一切，不禁使她勃然大怒。对方的恶意同自己对儿子真实而热烈的爱相比是多么令人厌恶。于是她对别人愤恨起来，不再自怨自艾。
“冷漠无情，虚情假意！”她自言自语，“他们想伤害我，想折磨孩子，我会向他们屈服吗？决不！她比我还坏。我至少不会撒谎！”她当即决定第二天，也就是谢里沙生日这天，直接到丈夫家去，贿赂仆人也好，欺骗仆人也好，反正要不惜一切代价见到儿子，拆穿他们对不幸孩子编造的可怕谎言。
她乘车去玩具店买了许多玩具，制定了一个行动计划。她准备明天一大早，大约8点钟就去，那时卡列宁肯定还没有起床。她手头准备一些钱塞给门房和仆人，这样他们就会放她进去。她将不撩开面纱，就说自己是谢里沙的教父派来向他祝贺生日并且把玩具放在他床头的。她唯一没准备好的就是对儿子说些什么。她想说的话太多，根本没办法准备。
第二天早上，安娜一个人出发了。八点钟她从马车里走下来，在她从前的家门口拉了拉门铃。
“去看看是谁。来了位夫人。”卡皮托尼奇说，他还没穿好衣服，披着一件大衣，趿着一双套鞋，从窗户上看到一位戴着面纱的夫人在离门很近的地方站着。他的助手，一位安娜不认识的小伙子，刚把门打开，她就走了进去，从她的皮手筒里掏出一张三卢布的钞票，匆匆塞进他手里。
“谢里沙……瑟尔吉·阿列克赛伊奇！”她一面说，一面朝里走。门房助手看了看钞票，在里面的玻璃门那儿又把她拦住了。
“您找谁呀？”他问。
她没听见他的话，因此没有回答。
卡皮托尼奇察觉到这位陌生人的慌乱，亲自走出来，让她进来，然后问她想找谁。
“斯科罗杜莫夫公爵派我来看望瑟尔吉·阿列克赛伊奇。”她说。
“他还没起床呢。”门房仔细地打量着这张脸，说。
安娜根本没料到，这座她生活了九年之久、外表完全没有任何变化的房子会对她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快乐的记忆，痛苦的记忆，一个接一个在她脑海中浮现，有一瞬间她竟然忘记自己为什么到这儿来了。
“请您等一等好吗？”卡皮托尼奇帮她脱掉斗篷，说。
脱下斗篷之后，他又看了看她的脸，认出了她，默默地向她深鞠了一躬。
“请进吧，夫人。”他说。
她想说话，可一个音都发不出来。她用歉疚的恳求眼神望了老头儿一眼，步履轻快地走上楼去。卡皮托尼奇弯着腰，套鞋绊着楼梯，跟在她后面跑，竭力想追上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