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列宁回到自己冷清的房间，不由自主地回想席间和餐后的谈话留在脑海中的印象。多莉关于饶恕的那一番话只使他感到恼火。至于基督教教义对他是否适用，这个问题太难，不可以轻率讨论，卡列宁对此早就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众人谈话中，他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愚蠢而敦厚的图罗夫钦说的那句：“他可真是条好汉！他向对方挑战，把他打死了！”显然大家都同意这句话，虽然他们出于礼貌没有说出口。“不过，事情已成定局，多想也是无益。”卡列宁自言自语。他一心想着当前的旅行和视察工作，走进了自己房间，问送他进来的门房，他的仆人上哪儿去了，门房说他的仆人刚刚出去。卡列宁吩咐给他上茶，坐在桌旁，拿起一份时间表，开始计划他的行程。
“有两封电报，”仆人进来说，“对不起，大人，我是刚刚才出去的。”
卡列宁接过电报，拆开来。第一封的消息是斯特里莫夫获得了卡列宁一直渴望的一个职位。他把电报一扔，涨红了脸，站起身来，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上帝要让谁灭亡，就先使谁发狂。”他想，这里的“谁”指的就是那些促成这项任命的人。他很恼火，倒不是因为自己显然被人忽略而没得到这个职位，而是因为他们竟然看不出这个只会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的斯特里莫夫比谁都更不胜任这个职位，这一点，实在使他感到奇怪和难以理解。他们怎么看不出来，把这个职位给了他，就等于毁了他们自己，毁了他们的威信？
“还是这类事情吧。”他一面拆第二封电报，一面忿恨地想。电报是妻子发来的，首先印入眼帘的是蓝铅笔写的“安娜”二字。“我要死了，求您回来，求您了！如能得到您的宽恕，我死也瞑目。”他读完后，轻蔑地笑了一声，扔下电报。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毫无疑问是个骗局，是个诡计。
“她骗人不眨眼睛的。她快要生了，也许她病了。但他们想干什么？想使孩子有个合法身份？想向我妥协？想阻止我离婚？”他思忖着。“可里面提到了死……”他又读了一遍电报，突然被电报里明明白白的意思吓了一跳。“万一这是真的呢？”他自言自语，“万一这是真的，万一她在临终的痛苦时刻真心忏悔，而我却认为她在骗人，拒绝回家呢？这样不仅太残酷，而且人人都会谴责我的，从我这方面来说，这样做也太愚蠢了。”
“彼得，去叫辆马车！我要回彼得堡。”他对仆人说。
他决定到彼得堡去看妻子。
假如她患病的消息是假的，他就会一言不发，再度离开；但如果她真的病危，希望临终前再见他一面，那么，要是她还活着，他就饶恕她，要是他去晚了，他就尽他最后的职责，替她料理后事。
返家途中，他再也没去想他应该做些什么。
卡列宁带着乘了一夜火车的疲惫与风尘，坐马车穿过彼得堡的朝雾，行驶在空旷无人的那夫斯基大街上，眼睛直瞪着前方，不去想等待他的是什么。他不敢去想，因为只要他一想象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就无法赶跑一个念头，那就是她的死会立刻解除他的困境。面包房、关着门的店铺、夜间的出租马车、清扫人行道的工人，一一从他眼前掠过，他看着这一切，竭力不去想眼前的局面，不去想他不敢希冀却忍不住不去希冀的事情。马车停在大门口。门口还停着一辆四轮马车和一辆出租马车，四轮马车的车夫在驭座上睡着了。卡列宁一走进大厅，就仿佛从大脑的遥远角落把决心拽了出来，并且牢记于心。这个决心就是：如果这是骗局，那就保持镇定，予以蔑视，再度离开；如果这是事实，那就做做样子，遵守礼节。
卡列宁还没打铃，门房就把门打开了。门房彼得罗夫（又名卡皮托尼奇）穿着一件旧大衣，没有系领带，趿着拖鞋，模样很古怪。
“太太怎么样？”
“昨天平安生产了。”
卡列宁站住了，脸色发白。此刻他才清楚地意识到，他是多么盼望她死。
“她身体怎样？”
科尔尼系着早晨常常系着的围裙，跑下楼来。
“很不好，”他说，“昨天会诊过了，医生还在这儿。”
“把我的东西拿进来。”卡列宁说。听到她还有死的可能，他稍稍松了口气，走进了前厅。他注意到，衣帽架上挂着一件军大衣。
“谁在这儿？”
“医生，接生婆，还有渥伦斯基。”
卡列宁走进里屋。
客厅里一个人都没有，但戴着饰有紫色丝带帽子的接生婆从安娜房间走了出来。她走到卡列宁面前，由于产妇病危而不顾礼节地拉住他的手，把他带进卧室。
“谢天谢地，您回来了！她总是问到您，只问到您一个人。”
“快拿冰来！”卧室里传来医生命令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