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列文同女士们待在一起感到百无聊赖。他一想到最近对农业活动感到不满并非他个人的想法，而是俄国农业的普遍状况，一想到使劳动者像途中遇到的老农家的雇工一样对待劳动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就觉得分外激动。他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解决，而且应该尝试去解决。
列文同女士们道过晚安，答应明天再待一天，陪她们骑马去国有森林看一个有趣的大坑。就寝前，他走到主人书房，去借几本斯维亚兹斯基推荐给他的关于劳动力问题的书。斯维亚兹斯基的书房非常大，四壁都是书橱。书房里有两张桌子，一张是巨大的写字台，另一张是圆桌，中间有一盏台灯，各种语言的报纸和杂志像垫子一样摊在四周。写字台旁边还有一个装满各种商业报纸的柜子，柜子的抽屉上都贴着金字标签。
斯维亚兹斯基把书取下来，在摇椅上坐下。
“您在找什么？”他问站在圆桌边翻阅杂志的列文。
“哦，那里面有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他又说。他指的是列文手里拿着的杂志。“原来瓜分波兰的主要人物不是弗雷德里克，”他兴致勃勃地说，“原来……”
他以他特有的明快语言简要叙述了这个重大而有趣的新发现。虽然目前列文对农业问题最感兴趣，但他听主人说话时，不禁问自己：“他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他对瓜分波兰这么感兴趣？到底为什么？”斯维亚兹斯基说完之后，列文忍不住问道：“那又怎么样？”但斯维亚兹斯基并没有回答。他感兴趣的是“原来……”，至于他为什么会感兴趣，他觉得不必解释。
“是的，我对那个爱动怒的老地主很感兴趣，”列文叹了口气，说，“他很聪明，他说的很多话都是事实。”
“啐！他背地里是个冥顽不化的农奴制拥护者，他们全都是！”斯维亚兹斯基说。
“您是他们的头领……”
“是的，不过我是把他们往相反的方向领。”斯维亚兹斯基哈哈大笑，说。
“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列文说，“他说得对，他说我们用合理方法经营农业没有收益，唯一能赚钱的办法，就是像那位文静的地主那样放高利贷，或者用最基本的方法来经营……这是谁的过错呢？”
“当然是我们自己的错！但说它没有收益是不对的。瓦西尔契科夫就赚到钱了。”
“工厂……”
“我还是不理解您有什么好奇怪的。农民的物质和精神水平太低了，他们肯定会反对原本对他们有好处的东西。在欧洲，合理经营农业会有收益，那是因为农民受过教育。因此我们必须教育农民，就是这样。”
“怎样教育他们呢？”
“教育农民需要三件东西：学校，学校，还是学校！”
“可您自己说过了，农民物质水平很低，学校又有什么用？”
“您知道吧，您使我想起了一个劝告病人的故事：‘您应该用点泻药。’‘我用过了，更糟糕。’‘试试水蛭。’‘试过了，更差劲。’‘那你只好向上帝祷告了。’‘祷告过了，更要命。’我们也是如此。我说政治经济学，您说更糟糕；我说社会主义，您说更差劲；我说教育，您说更要命。”
“可学校有什么用呢？”
“能满足农民的其他需要。”
“我实在是不明白，”列文激动地说，“学校怎么能帮助农民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呢？您说学校和教育能满足他们的新需要。这样反倒更糟，因为他们这些需要根本不可能得到满足。我真的想不通，他们学会加减乘除和掌握教义问答怎么能帮助他们提高物质条件！前天晚上，我遇到一位怀抱婴儿的妇女，我问她上哪儿去，她说，她要去见巫婆，因为她儿子爱哭闹，她带他去治一治。我问她巫婆怎么治这种病，她说‘她把孩子放在鸡棚上，然后念咒语’。”
“哈，这就是您的答案！教育就会让他们不再把孩子放到鸡棚上去治病。”斯维亚兹斯基快活地笑着说。
“哦，根本不是！”列文不高兴地说，“我是用这种治疗办法来比喻用学校治疗农民。农民贫困无知，这一点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就像那个妇女看到孩子老是啼哭就知道他有病一样。学校怎样治疗贫穷无知，就像鸡棚治疗孩子的哭闹病一样，叫人实在难以理解。他们需要治疗的是贫穷。”
“至少在这一点上，您同您很不喜欢的斯宾塞观点一致。他也说，教育或许是生活幸福舒适的结果，按他的说法，就是经常沐浴的结果，而不是会读书会算数的结果……”
“啊，我很高兴，或者说很遗憾同斯宾塞不谋而合。不过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了。学校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那些使农民更富裕、更悠闲的经济组织。那时自然就有学校了。”
“现在全欧洲的学校都实行义务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