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监狱的管理并不算特别严格，”克雷里卓夫坐在高高的床架上，两肘撑在膝盖上，胸部凹陷，看着聂赫留朵夫的漂亮双眼兴奋地发着光，接着说道，“我们设法交谈除了敲打墙壁还有其他方法我们还能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分享食物和烟草，晚上甚至还可以合唱。我的嗓子很不错。是的；要不是为了我母亲她伤心过度一切都还算不错，甚至是愉快和有趣的。我在那儿结识了著名的彼得罗夫，他后来在要塞里用一块玻璃碎片自杀了，还有其他人。但那时我还不是个革命者。我还认识了邻近牢房里的两个人。他们是在同一个案件中被抓的，在他们的物品中发现了波兰宣言，他们还因为在被押送到火车站的途中试图逃跑而受审。一个是波兰人，叫洛津斯基，另一个是犹太人，叫罗佐夫斯基。是啊，这个罗佐夫斯基甚至还只是个男孩。他说他十七岁了，可看上去像是十五岁，又瘦又小，很活泼，闪闪发亮的黑眼睛，而且和所有犹太人一样喜爱音乐。他的嗓子还在变声，但唱起歌来很动听。是的，我看到他们被带去受审。他们是在早上被带去的，晚上的时候才回来，说被判了死刑。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们的案子根本无足轻重，只不过是在押解途中试图逃跑，甚至没有伤到人，而且处死罗佐夫斯基这样一个孩子，实在太不人道了。我们监狱里的人都认为这么做只不过是要吓唬他们，是不会被批准的。一开始我们很激动，后来我们自己安慰自己，还是像以前那样过日子。是的。然后有一天傍晚，看守来到我门前，神秘兮兮地告诉我木匠来了，正在搭绞架。起先我没明白。那是什么？什么绞架？但那个老看守如此激动，我马上明白那是为我们那两个人准备的。我想敲墙和我的同志们联络，可是又担心那两个人会听见。同志们也都很沉默，显然每个人都知道了。过道里，牢房里，整晚都像死一般地安静。我们没有在墙上敲打，也没有唱歌。十点钟的时候看守又来了，通知说一个从莫斯科来的刽子手已经到了。他说完就走了，我叫他回来。突然我听见罗佐夫斯基从过道的另一边冲我喊：‘怎么了？您为什么要叫他？’我回答说他是给我送烟草来的，可他似乎猜到了，还问我，‘为什么我们今晚没有唱歌？为什么我们没有敲打墙壁？’我不记得我说了什么了，不过我为了不再跟他说话就退了回去。是的，那个夜晚太可怕了。我整夜都在听每一个声音。突然，快到早晨的时候，我听见门打开了，有人在走，很多人。我走到我的窗洞旁，过道里燃着一盏灯。第一个走过去的是典狱长，他是个矮胖子，平时显得既坚决又自信，可是现在脸色却惨白得可怕，垂头丧气，看上去很害怕；然后是他的助手，神情阴郁而严峻；最后是看守。他们走过我的门前，停在旁边的牢房门口，我听见那个助手用一种奇怪的声音喊道：‘洛津斯基，起来，穿上干净衣服！’没错。然后我听见门吱吱作响，他们进到他的牢房里。然后我听见洛津斯基的脚步声向过道的另一头走去。我只能看见典狱长，他站在那儿，脸色惨白，一会儿系上外衣的扣子，一会儿又解开，还不停地耸肩。是的。然后似乎被什么东西吓倒了，闪身让开。是洛津斯基，他经过他身边，向我的门前走来。他是个英俊的年轻人，您知道，那种好看的波兰人类型：宽阔的肩膀，一头金黄的细卷发像帽子一样，还有一双美丽的蓝色眼睛，那么精力旺盛、清爽和健康。他在我的窗洞前停下来，因此我能看到他的整张脸。一张恐惧、憔悴、惨白的脸。‘克雷里卓夫，你有烟吗？’我想递给他，但是助手慌忙掏出自己的烟盒递给他。他拿了一支，助手划燃一支火柴；他点燃烟，开始抽了起来，似乎在想事情。然后，他好像想起什么，开始开口说话。‘这是残酷和不公平的。我没有犯罪。我’我一直盯着他白皙而年轻的喉咙看，里面有东西在颤抖，然后他停下来。是的。这时候，我听到罗佐夫斯基用他尖细的犹太人的嗓子在喊。洛津斯基扔掉香烟，从门前走开。然后罗佐夫斯基出现在我的窗洞里。他那张长着一双清澈黑眼睛的孩子气的脸又红又湿。他也穿着干净的衣服，裤子太肥了，他一直在往上提，浑身哆嗦。他把可怜的脸凑近我的窗洞。‘克雷里卓夫，医生真的给我开了止咳药水，对不对？我不舒服。我要再喝点药水。’没有人回答他，他用询问的目光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典狱长。我到现在也没明白他这话的意思。是的。副手突然换上一副严厉的表情，又一次尖声喊道：‘得啦，开什么玩笑！我们走吧。’罗佐夫斯基似乎不明白是怎样的事情在等着他，急忙沿着走廊，几乎是跑在所有人的前面。然后他退却了，我能听到他刺耳的尖叫声和哭喊声。接着是重重的脚步声和嘈杂声。他尖叫哭泣着。声音变得越来越弱，最后门被咔啦一声关上，然后一切归于平静。……是的。他们被绞死了。两个人都是被绳子勒死的。另一个看守看到了行刑的过程，告诉我洛津斯基没有抵抗；但是罗佐夫斯基挣扎了很长时间，他们不得不把他拖上绞刑台，硬把他的头塞进绳套。是的。那个看守是个蠢乎乎的家伙，他说：‘先生，他们告诉我那会很可怕，其实一点也不可怕。他们被吊起来的时候只耸了两下肩膀像这样’他做出肩膀痉挛似的上升然后落下的样子‘然后刽子手又拉了一下，紧了紧绳套，然后就完了，他们再也不动了。’”
随后克雷里卓夫重复了看守的话“一点也不可怕”，他试着想笑，却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保持沉默，费力地呼吸，把哽住他喉咙的抽泣压下去。
“从那时起我成了一名革命者。是的。”平静下来后他说，用简短的几句话讲完了他的故事。
他属于民意党，甚至还是“破坏组”的领导，目标是恐吓政府，让他们自愿放弃政权。为了这个目标，他曾去过彼得堡，基辅，敖德萨，还去了国外，每个地方都很成功。一个他非常信任的人背叛了他。他被捕了，受到审讯，然后在监狱里关了两年，被判了死刑，但后来减刑成终身苦役。
他在监狱里得了肺病，以目前他所处的环境，他只能再活几个月。这个他知道，却并不后悔，他说如果再活一次，他还会这么干，就是要毁掉造成他所看到的这些事情的条件。
这个人的故事和与他的接触，向聂赫留朵夫解释了许多以前不理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