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团主席以为他不明白，就开始向他指出所有的一切都证明卡尔津金是有罪的。老人回答说他明白这一点，但仍然认为最好还是对他宽大为怀。“我们自己也不是圣人，”他说道，并坚持自己的意见。
至于和包奇科娃有关的第二个问题，在长时间的争论和许多激烈的言辞之后，答案是：“无罪”，因为说她参与了下毒缺乏确凿的证据这一事实她的律师强烈坚持。那位商人急于想宣判玛丝洛娃无罪，便坚持包奇科娃是所有罪行的主要策划者。许多陪审员也都和他意见一致，但陪审团主席希望严格按法律办事，宣称他们认为包奇科娃是下毒的共犯缺乏根据。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后，陪审团主席的意见胜利了。
至于和包奇科娃有关的第四个问题，答案是“有罪”。不过在劳动合作社社员的坚持下，她被建议从轻发落。
和玛丝洛娃有关的第三个问题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陪审团主席坚持认为她在下毒和盗窃钱财方面都有罪，商人却不同意这一点。上校、小店主和劳动合作社社员都站在商人这一边，其余的人看上去摇摆不定，但陪审团主席的意见开始渐渐取得了优势，主要是因为所有的陪审员都开始觉得累了，于是更倾向于接受那种可以让他们早些获得定论继而解放他们的意见。
根据刚才法庭里的所有情况和他对玛丝洛娃的了解，聂赫留朵夫深信她在盗窃钱财和下毒两方面都是清白的；而且他深信所有其他人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当他看到那个商人拙劣的辩护（很明显是基于他对她的生理欲望，而这一点他甚至都不曾试图隐藏），陪审团主席的坚持，尤其是所有人的倦怠，所有这一切都倾向于判玛丝洛娃有罪，他便很想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又害怕他这么做会让他和玛斯洛娃的特殊关系被大家发现。然而他又觉得他不能让事情就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正准备开口讲话，不料这时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由于被陪审团主席那种独断专行的口吻所激怒，便开始发表他的反对意见，正好说出了聂赫留朵夫准备说的话。
“请允许我说两句，”他说道，“您似乎认为她有钥匙便证明了她犯有盗窃罪，但是难道那两个杂役就不会在她走后用备用钥匙打开旅行皮箱吗？还有什么比这更容易吗？”
“对呀，对呀！”商人说道。
“她不可能拿了那笔钱，因为就她的处境来说，她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笔钱。”
“对，刚才我也这么说，”商人评价道。
“但是极有可能是她到旅馆来使那两个杂役起了歹心，而他们抓住机会，然后把全部罪责推到她身上。”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讲的时候情绪很激愤，而这让陪审团主席也变得很恼怒并继续顽固地坚持相反的意见，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讲得很有道理，多数人都同意他的话，最终认定玛丝洛娃在盗窃钱财上无罪，那枚戒指是商人送给她的。
当问及她有没有参与下毒这个问题时，她的热心的辩护者，那个商人，宣称必须宣判她无罪，因为她根本没有动机下毒。然而，陪审团主席却说不可能宣判她无罪，因为她自己都服罪说她放过药粉。
“是的，但是她以为那是鸦片，”商人说道。
“鸦片也能致人死亡，”上校说道。他喜欢跑题，便开始讲到他的内弟媳妇如何差点死于使用鸦片过量，幸亏当时附近就有医生，抢救及时。上校把他的故事讲得那么生动，令人印象深刻，而且还带着那般的自信和威严，以至于谁也不敢打断他。只有那个小店主，受到他的示范作用的影响，决定打断他，插入一个他自己的故事：“有些人可习惯用那玩意了，他们一次就能服四十滴。我有一个亲戚……”但是上校不允许他自己被打断，便继续提到鸦片对他内弟媳妇造成的后果。
“可是，先生们，你们知道现在已经快五点了吗？”一个陪审员说道。
“好吧，诸位先生，那么我们准备怎么说？”陪审团主席问道，“我们是不是就说她有罪，但没有蓄意抢劫，也没有盗窃任何财物？这样可以吗？”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很高兴自己取得了胜利，便表示同意。
“但是必须建议对她从轻发落，”商人说道。
大家都同意了；只有那个年老的劳动合作社社员坚持他们应该说她“无罪”。
“这都结果一样，”陪审团主席解释道，“并非蓄意抢劫，也没有盗窃任何财物。因此，无罪这很显然。”
“很好，就这么办吧。加上我们建议对她从轻发落，”商人高兴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