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自己也被当前判决的重要性所慑服，助理检察官一下沉入到自己的座椅里面，显然因自己的演说而相当高兴。
他的演说，如果剥去所有华丽的词藻，其实意思就是玛丝洛娃在获得了那名商人的信任之后，将他催眠，然后拿着他的钥匙到他的住处，本想独自拿走所有的钱财，但在作案时被西蒙和叶菲米雅抓住，只得与他们分赃。此后，为了掩盖犯罪痕迹，她又同那名商人一起回到他的住处，并在那儿毒死了他。
在助理检察官发完言后，一个身穿燕尾服、低胸马甲里露出一大片半圆形浆硬白衬衫的中年人从律师席上站起来，开始为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作辩护演说。这是他们花了三百卢布请来的辩护律师。他宣称他们两人都无罪，而把全部罪责都推到玛丝洛娃身上。他否认玛丝洛娃声称她取钱时包奇科娃和卡尔津金都在场的供词的真实性，一再强调她既然已经被控毒死人，她的证词就不应该被接受。至于那一千八百卢布，这位律师说，两个诚实、勤劳的人是可以通过每天从住客那里得到三、五个卢布的小费很容易就挣出来的。那位商人的钱是被玛丝洛娃偷走了，她可能已经转交给了什么人，甚至于丢失了，因为当时她并非处于一种正常的状态。而毒死商人也是玛丝洛娃一人干的。
他因此要求陪审团裁定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在偷窃钱财上无罪；而如果陪审团无法裁定他们在偷窃上无罪，那么至少应该承认他们的偷窃行为与毒死人无关。
为了刺一下助理检察官，律师在结尾时评价说，虽然在解释有关遗传学的科学事实时，他的这位学识渊博的朋友表现出对遗传学才气纵横的理解，但它并不适用于这件案子，因为包奇科娃的出身不明。助理检察官满脸怒容地记下了些什么，然后带着轻蔑而惊讶的神气耸耸肩膀。接着玛丝洛娃的律师站了起来，羞羞怯怯、支支吾吾地开始为她辩护。他没有否认她参与了偷窃钱财，只坚持她并非蓄意要毒死斯梅里科夫，而给他吃药粉只是为了让他睡着。他试图施展一下他小小的口才，便讲述了玛丝洛娃当年是如何被一个男人诱奸继而过上放荡的生活，那个男人至今没有得到惩罚，而她却不得不承受因堕落而引起的全部重担；但是这一游离到心理学领域的走题是那么的不成功，以至于它让每个人听了都觉得不舒服。当他咕咕哝哝地讲到男人的残忍和女人的无助时，庭长试图帮他解围，便提醒他要贴近案件事实。
当他讲完后，助理检察官又站起来做答辩。他为自己的论点作辩护，批驳第一个律师的话，他说，即使包奇科娃的出身不明，遗传学说的真理也决不会因此而不适用，因为遗传规律到目前为止已经为科学所证明，因此我们不仅能通过遗传推断犯罪，而且还能通过犯罪推断遗传。至于在为玛丝洛娃所做的辩护中所说的她是因一个凭空想象的（他用特别恶毒的口气强调了“凭空想象的”这个词）引诱者而走向堕落的，那么他只能说，根据摆在他们面前的种种证据，这更有可能是她扮演了引诱者的角色，诱惑了许许多多落在她的手里的受害者。说完这话，他耀武扬威地坐下。
接着犯人们被允许为自己辩护。
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再次说她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事也没有参与，坚定地把整个罪责都推到玛丝洛娃身上。西蒙·卡尔津金只是反复说：“这是你们的事，反正我是清白的；这不公平。”玛丝洛娃却根本不为自己辩护，她一句话也不说。当庭长告诉她她可以为自己辩护时，她却只抬起眼睛来看看他，又像一头困兽一样把目光投向整个法庭，接着低下头，开始抽泣，最后放声痛哭起来。
“您怎么啦？”坐在聂赫留朵夫旁边的那个商人向他问道，因为他听见聂赫留朵夫发出一声古怪的声音。这是他强行忍住抽噎的声音。聂赫留朵夫现在还没有弄清他当前的处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便把这他几乎忍不住的抽噎和盈满眼眶的泪水归因为他神经的脆弱。他戴上夹鼻眼镜以便掩藏泪水，接着掏出他的手帕，开始擤鼻涕。
一种恐惧窒息了他内心深处的活动：他想到如果法庭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了他所做的一切，那么他就会遭受奇耻大辱。这种恐惧，在这最初的阶段，比任何其他东西都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