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话很在理，教长先生。”神甫说，“正因为如此，实在有必要好好教训教训那些迄今为止编造这类书籍的家伙。两位希腊文和拉丁文诗坛泰斗（指荷马和维吉尔。）之所以成名，是因为他们认真思考，并且遵循一整套技巧和规则，可是我们提到的那些家伙们却对此毫不理睬。”
“就我本人而言，”教长说，“还真有过这样的念头，想写一部骑士小说，把我刚才列举的全都囊括进去。老实说吧，我还确实写下了一百来页。为了验证我自己对它们的评价是否恰当，特意拿出给热衷于这类读物的人们看，其中既有渊博的有识之士，也有专门喜好荒唐故事的无知之辈。他们都众口一词地称赞。不过，尽管如此，我也没再继续写下去，因为一来我觉得这不是我份内的事，二来我看出糊涂虫比明白人多得多。我宁愿只得到寥寥几个博学之士的称道，不愿去上芸芸群氓的当。凡是热衷此类读物的，大都是些头脑昏聩的俗人，我何必投其所好呢？不过另有更主要的原因叫我撒手不写，甚至下决心就此收场，那是我看了如今上演的戏剧之后得出的结论。我对自己说：现在时兴的这些名堂，虚构的也好，基于史实的也好，全都是，至少大部分是公然胡诌、颠三倒四。尽管这样，老百姓还是喜欢看，而且齐声叫好、赞不绝口。实际上远不是那么回事。剧本的作者和台上的演员还说只能这样，因为老百姓喜欢，否则就不行。谁要是正儿八经，按艺术原则编写故事，那就只能供三四个懂行的明白人欣赏，其他人一概看不出门道来。眼下这些编剧，感兴趣的是靠在多数人身上混饭吃，哪里还听少数人的批评。所以，即使我绞尽脑汁，按艺术原则写出书来，又能怎样？还不是个贴钱搭料的裁缝。
“有时候，我也试着说服演员们改变他们的糊涂观念，叫他们别演胡诌的剧本，改演艺术水平高的作品，这样兴许更能上座，更容易成名，可是他们的偏见根深蒂固，再明显的道理也不能使他们信服。
“记得有一天，我对一个这种执迷不悟的人说：‘请告诉我，你是不是记得几年前，在西班牙上演了国内一位著名诗人创作的三部悲剧，结果凡是看过的，人人叹服、个个欢喜，全都着了迷，不分智愚雅俗。演员们单靠这三出戏赚的钱，超过了从那以后上演的整整三十部优秀作品带来的收入。’‘显然，’那位编剧说，‘您指的是：《依萨贝拉》、《费利斯》和《阿莱罕德拉》（这三部悲剧均为西班牙作家阿尔艮索拉（1563—1613）的作品。）。’‘就是这几出。’我回答说，‘您看看它们是不是很符合艺术原则，是不是由于遵循了这些原则就不是好戏，没人欣赏了？喜欢荒唐玩意儿的老百姓并没有过错，戏剧家没给他们拿出别的东西嘛！可是也有不荒唐的，《惩戒负心人》（维加的作品。）就是其一，《奴曼西亚》（塞万提斯的作品。）也是，还有《痴情的商人》（西班牙作家嘎斯帕尔·德·阿吉拉尔的作品。），更不用说《有利的冤家》（西班牙作家嘎斯帕尔·德·阿吉拉尔的作品。）了。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由懂行的诗人编写好的剧本。他们不仅因此自身名声大振，还使演员们获得收益。’这之后我又发了不少议论，看来把他弄得无言以对。不过结果不令人满意，我怀疑他是否改变了错误想法。”
“教长先生，”神甫这时候说话了，“您的话题勾起了我旧日对如今流行戏剧的厌恶之心，简直跟对骑士小说差不多。根据图利奥（即西塞罗。）的见解，戏剧应该是人生的镜子，习尚的基准，真理的反映。可是当前上演的却都是荒诞的镜子，愚妄的准则和放荡的反映。我们现在谈论的行当里，就有这样的事，比如：第一幕第一场里还是包在小毯子里的娃娃，到了第二场就长成了胡子拉碴的大男人；还有比这个更荒唐的吗？再比如：叫我们看到老头勇猛，小伙儿怯懦，跟班能言善辩，小厮循循善诱，国王来回跑腿，公主扫地洗碗；还有比这个更荒唐的吗？说到再现古代和当代事件时必须遵守的时空一致规则，我就看过这样的戏，第一幕在欧洲开始，第二幕就到了亚洲，第三幕在非洲结束。要是再有个第四幕的话，只怕还得挪到美洲去，一下跑遍世界四大洲！如果说戏剧主要的就是模仿现实，那么有些情节连稍有见识的人都难以接受。本来讲的是佩皮诺王（假托的古代国王。）和查理大帝时代的事情，却硬说剧中的主要人物是希拉克略（希拉克略（约575—641），拜占庭皇帝。）皇帝，而且高举十字架开进耶路撒冷，像戈弗雷·德·布永（格多弗尔·德·布永，见前注。）一样收复了圣陵；其实这些事件之间不知相隔了多少年月。剧情完全是虚构的，却偏偏说它有史实根据，再七拼八凑地掺和一些发生在不同时代、不同人身上的事情，没有一点可信的影子，满纸都是明知故犯、显而易见的胡扯。然而糟糕的是，却有不少无知之辈盛赞这才是完美无缺的，再强求便是无事生非。那么宗教剧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且看里面瞎编了多少伪托的奇迹吧！明明是这个圣徒的奇迹，却自作聪明，硬把它归于另一个圣徒名下！连世俗剧里他们也胆敢塞进个把奇迹，丝毫不考虑尊重事实，也不想想加上这种奇迹或者他们玩弄的类似把戏是否合适，反正只要能叫座，吸引无知的观众去看戏就行了。这无疑是歪曲事实、糟蹋历史、贬低西班牙人的才情，因为严格遵守戏剧创作原则的外国人见咱们搞这些荒诞不经的名堂，肯定会把咱们看成一群无知的蛮人。有人辩解说，一个井井有条的国度里之所以允许演戏，主要意图是为了给公众以正当的消遣和娱乐，及时驱散他们在闲暇时光滋生的邪火燥热。可这也不足以为他们自己开脱，因为既然不拘好戏坏戏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何必确立规则来束缚编剧和演员，逼迫他们照章行事呢？反正像我刚说的那样，随便什么戏都行嘛。可是依我说，比起不怎么样的戏来，好戏更能达到这个效果。人们看过构思奇巧、顺理成章的戏，会为噱头欢笑，因箴言获益，叹服剧情的曲折，学会明智地思索，警惕谎言欺骗，领受榜样的感召，怒斥恶习，归顺美德。一出好戏必定在人的心灵里唤起这种种情感，不管他是多么粗鄙而愚钝。一出好戏只要具备上述特点，无论如何也会给人以欢快和愉悦。而大部分如今经常上演的，正因为缺乏这些优势，就远远达不到这个目的。不过这并非剧作者的过错。他们之中不少人知道毛病出在哪儿，也十分明白该怎么做。可是戏剧已经成了可以兜售的商品，人们常说（而且说得在理），不如此这般，戏班子就不收购。剧作者为了向演出者抛售自己的作品，也只能投其所好。我说得究竟属实与否，只消看看国内一位大手笔（指维加。）那些数不清的剧作就一目了然了。他的文笔华丽精巧，词曲优美，娓娓动听，充满了庄严的警句，总之风格高雅流畅，从而得以誉满天下。可是为了迎合戏班子的口味，他的剧作并非全都达到应有的完美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