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他继续低头写信，表情是如此严肃认真，显然是为了和下属保持一定的距离，尤其是让杜洛瓦这个昔日战友、今日下属清楚自己的位置。
一出门，圣—波坦便哈哈大笑起来。他对杜洛瓦说道：
“瞧，真是个装腔作势的家伙!居然对我们指手画脚，好像我们是他的读者似的。”
他们走下楼，来到大街上。圣—波坦问道：
“想喝点东西吗？”
“当然，天气真热。”
他们走进一家咖啡馆，要了点冷饮。圣—波坦一坐下，便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把报馆里的每个人都从头到脚数落了一番。
“要说老板，他可是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您知道，犹太人从来不会改变，都是一路货色!”然后，他还给杜洛瓦列举了许多惊人的事实，以此证明那些以色列后裔到底是如何吝啬小气。比如，节省区区十个生丁；像家庭主妇那样和商贩讨价还价，直到自己如愿；充当高利贷放贷人；做典当买卖等等。
“不仅如此，这家伙从不相信任何人，自己却什么人都骗。他的报纸，无论是官方消息，还是反映天主教、自由派、共和派、奥尔良党观点的文章，一律照登不误，简直像个杂货店。其实他这么做，无非是想支持他的股票交易以及他开办的各种企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他的实力日益强大，仅靠几家注册资本为四个苏的公司，就赚到了数百万……”
圣—波坦兴致勃勃地讲着，还不时亲昵地称杜洛瓦为“我的朋友”。
“他和巴尔扎克笔下的守财奴简直如出一辙。给你讲个故事吧，有一天，我正在他的办公室，除我之外，还有诺贝尔那老家伙和长得像唐·吉诃德的里瓦尔。这时，报馆的行政主管蒙特兰夹着一个流行的山羊皮公事包走了进来。瓦尔特抬起头问他：‘有事吗？’蒙特兰老老实实地回答道：‘我已经把欠造纸商的一万三千法郎还清了。’我们的老板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把我们吓了一大跳：‘你说什么？’
‘我已经把钱付给蒲里瓦先生了。’
‘你真是疯了!’
‘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瓦尔特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厚厚的脸颊上露出一丝奇怪的微笑。每当他要说什么恶毒的话语时，总是这种表情。他用嘲讽且毋庸置疑的口吻说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可以少还他四千至五千法郎。’蒙特兰先生惊讶地问道：‘但是，经理先生，所有的账目都是合乎规定的，我认真核对过，而且您也签了字……’瓦尔特老头板着脸，呵斥道：‘你真是天真啊，蒙特兰先生。难道您不知道，如果我们一直欠下去，他总会让步的吗？’”
说到这里，圣—波坦好像把一切都看透了似的，摇了摇头，说道：
“您说，他这人像不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守财奴？”
尽管杜洛瓦从来没有读过巴尔扎克的小说，他依然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是的，没错。”
接着，圣—波坦谈到了蠢气十足的瓦尔特夫人、一事无成的老家伙诺贝尔·德·瓦伦以及来自费尔瓦克的落魄人物里瓦尔。最后，他说到弗雷斯蒂埃：“至于他，完全是靠运气，娶了一位好太太。”
杜洛瓦赶紧问道：
“他太太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圣—波坦搓了搓手，说道：“啊!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很会耍手腕。她是风流成性的德·沃德雷克伯爵的情妇，伯爵为她提供嫁妆，并安排她与弗雷斯蒂埃结婚……”
听到这里，杜洛瓦突然打了个寒战，恨不得给这个喜欢饶舌的家伙两记耳光，痛骂他一顿。但他终究没有这么做，只是提了个问题阻止圣—波坦继续说下去：
“圣—波坦是您的真名吗？”
圣—波坦爽快地回答道：
“不。我叫托马斯。圣—波坦是报馆同事给我取的外号。”
杜洛瓦付完账后，说道：
“时间不早了，我们还要去拜访两位尊贵的大人呢。”
圣—波坦一听，哈哈大笑起来：
“您也太天真啦!您以为，我真的会去采访他们对英国政府的看法吗？我可比他们更了解《法兰西生活报》读者的口味。我起码已经采访过五百个中国人、波斯人、印度人、智利人和日本人。他们的回答，在我看来都是大同小异。我只要把上次采访的内容一字一句抄下来，然后再把被采访人的外貌特征、姓名、职位、年龄以及随从稍微修改一下就行了。这些情况可不能有半点差错，否则将会受到《费加罗报》和《高卢人报》的猛烈抨击。不过，您也无需担心，我们只要去问问布里斯通酒店和大陆酒店的看门人，不出五分钟就可以将一切打听得一清二楚。我们可以一边抽雪茄，一边走过去。回报馆还可以报一百苏的车马费。亲爱的，这才是讲求实际的人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