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刻的沉静。杰拉尔德同赫米奥之间总有一种奇怪的敌意，然而表面上又总是彬彬有礼，心平气和。
“你真认为种族同民族主义是一个意思吗？”她若有所思地问道。她心中犹豫，脸上却不露声色。
伯金知道她是在等他开口，于是当仁不让。
“我认为杰拉尔德说得对。种族是民族主义的基本成分，至少在欧洲是这样。”他说。
赫米奥又沉默了片刻，好像要让这个陈述冷却下来。随后她用权威的口吻说道，语气傲慢得出奇：
“不错。然而尽管如此，难道爱国的呼吁就等于是种族本能的呼吁吗？它不是更像一种所有权本能的呼吁，商业本能的呼吁吗？这不就是我们意指的民族主义吗？”
“也许吧。”伯金说。他感到这类讨论既不合场所又不合时宜。
可是杰拉尔德却斗志昂扬。
“一个种族可能有其商业性。”他说，“事实上它必须有其商业性。这就如同家庭一样。一个家庭必须获得给养，而要获得给养就不得不同其他家庭、其他民族拼搏。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应该拼搏。”
赫米奥又沉默了片刻，露出一副盛气凌人、一本正经的样子。随后她说：“不，我认为激起竞争的精神始终是错误的。这会造成性情恶劣，而性情恶劣是会恶性循环的。”
“可是总不能彻底废除竞争精神吧？”杰拉尔德讲，“这对生产的提高和生活的改进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刺激。”
“不对。”赫米奥悠然回答道，“我认为可以废除。”
“我得说，”伯金发话了，“我憎恶竞争精神。”赫米奥在咬一片面包，正用手指慢慢地把面包从两排牙齿间拽下来，动作有些幼稚可笑。她转向伯金。
“是啊，你的确讨厌竞争。”她说，语气中流露出亲密之情、喜悦之意。
“憎恶。”伯金重复了一遍。
“对。”她喃喃道，感到安心、满意了。
“可是，”杰拉尔德坚持己见，“既然不允许一个人夺走其邻居的生计，那么为什么应该允许一个民族剥夺另一个民族的生计呢？”
赫米奥嘴里慢慢咕哝了许久，才满不在乎地反问道：“这并非始终是一个所有权问题，是吗？根本不是一个商品的问题，对吗？”
杰拉尔德发火了，因为她的言外之意在影射他的说法是粗俗的实利主义。
“不对，多少是这么个问题。”他反驳道，“如果我从一个男人头上抢走他的帽子，那顶帽子就象征着这个男人的自由。如果他同我争夺这顶帽子，那么他在为自己的自由而拼搏。”
赫米奥陷入窘境。
“不错。”她恼羞成怒，“可是这种用想象出来的例子来争论并非实事求是，对吗？并没有哪个男人从我的头上夺走帽子，不是吗？”
“那只不过是因为法律使他不敢跃跃欲试罢了。”杰拉尔德说。
“不仅仅如此。”伯金讲，“99％的人不会要我的帽子。”
“那是个看法问题。”杰拉尔德说。
“或许是帽子问题。”新郎笑道。
“如果他确实想要我这顶帽子，”伯金讲，“那么，这当然得由我决定，哪一样对我损失更大，是帽子呢，还是做一个自由自在、淡然处之的人？如果我被迫提出搏斗，我就失去了后者。这是个哪样对我更有价值的问题，要么是愉愉快快的自由行动，要么是争夺我的帽子。”
“对。”赫米奥用奇异的目光望着伯金，“说得对。”
“可是，你会让人从你的头上把帽子抢走吗？”新娘问赫米奥。
这个身高体直的女人将脸慢慢转向发话的人，仿佛被人牵拉着一般。
“不会。”她回答，语调低沉冷酷，似乎还藏着暗笑，“不，我决不会让任何人从我头上抢走帽子。”
“你怎么提防呢？”杰拉尔德问。
“我不知道。”赫米奥慢慢答道，“也许我会杀了他。”
她的话音里夹着一种奇异的暗笑，一种不容置疑的凶狠溢于言表。
“当然，”杰拉尔德说，“我现在可以理解鲁珀特的观点了。这对他来说是个孰轻孰重的问题，要么帽子，要么心灵宁静。”
“肉体宁静。”伯金说。
“啊，就算那样吧。”杰拉尔德答道，“然而为了一个民族你将如何对此做出决断呢？”
“上帝保佑我不会遇到这种事。”伯金哈哈大笑。
“不错。然而假如你必须做出决定呢？”杰拉尔德紧追不舍。
“那么还是同样的情况。如果民族之冕是顶旧帽子，那么那个窃帽贼可以拿走。”
“可是民族的或者说种族的帽子能是一顶旧帽子吗？”杰拉尔德刨根问底。
“我想那肯定是顶旧帽子。”伯金说。
“我可没那么肯定。”杰拉尔德讲。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鲁珀特。”赫米奥插话道。
“说吧。”伯金讲。
“我完全拥护民族的旧帽子。”杰拉尔德大笑道。
“你看上它真是傻瓜。”黛安娜，他那仅十来岁的活泼冒失的小妹妹说。
“嗨，这个旧帽子的问题也谈得够多了。”劳拉·克立克叫道，“现在别说了吧，杰拉尔德。我们要干杯了。让我们干杯吧。干杯！举杯，举杯！——行了，干杯！祝酒词！祝酒词！”
伯金看着自己的杯子斟满了香槟，一面思考着种族或民族的灭亡。酒杯里的泡沫翻到杯口，斟酒人退开了。看到这新鲜的香槟酒，伯金感到一阵干渴，于是举杯一饮而尽。饭厅里气氛有点紧张，挺古怪，这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压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