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与潘次耕札

　　接手书，具感急难之诚，尤钦好学之笃。顾惟鄙劣，不足以裨助高深。故从游之示，未敢便诺。今以天下之大，而未有可与适道之人。如炎武者，使在宋、元之间，盖卑卑不足数。而当今之世，友今之人，则已似我者多，而过我者少。俗流失，世坏败，而至于无人如此，则平生一得之愚，亦安得不欲传之其人，而望后人之昌明其业者乎？

　　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其进于此而为文辞著书一切可传之事者，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不敢上援孔、孟，且六代之末犹有一文中子者，读圣人之书而惓惓以世之不治、民之无聊为亟。没身之后，唐太宗用其言以成贞观之治，而房、杜诸公皆出于文中子之门。虽其学未猝于程、朱，要岂今人之可望哉？

　　仰惟来旨，有不安于今人之为学者，故先告之志以立其本。惟愿刻意自厉，身处于宋、元以上之人与为师友，而无徇乎耳目之所濡染者焉，则可必其有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