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武之先家海上，世为儒。自先高祖为给事中，当正德之末。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板，其流布于人间者，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诸书。他书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而寒家已有书六七千卷。嘉靖间，家道中落，而其书尚无恙。
先曾祖继起为行人，使岭表，而倭阑入江东，郡邑所藏之书与其室庐俱焚，无孑遗焉。洎万历初，而先曾祖历官至兵部侍郎，中间莅方镇三四，清介之操，虽一钱不以取诸官，而性独嗜书，往往出俸购之。及晚年而所得之书过于其旧，然绝无国初以前之板。而先曾祖每言：“余所蓄书，求有其字而已，牙签锦轴之工，非所好也。”
其书后析而为四。炎武嗣祖太学公，为侍郎公仲子，又益好读书，增而多之。以至炎武，复有五六千卷。自罹变故，转徙无常，而散亡者什之六七，其失多出于意外。二十年来，赢幐担囊，以游四方，又多别有所得，合诸先世所传，尚不下二三千卷。其书以选择之善，较之旧日，虽少其半，犹为过之。而汉、唐碑亦得八九十通，又钞写之本别贮二簏，称为多且博矣。
自少为帖括之学者二十年，已而学为诗、古文，以其间纂记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余年，读书日以益多，而后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也。自炎武之先人，皆通经学古，亦往往为诗文。本生祖赞善公文集至数百篇，而未有著书以传于世者。昔时尝以问诸先祖。先祖曰：“著书不如抄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读书而已！”
先祖书法盖逼唐人，性豪迈不群。然自言少时日课钞古书数纸，今散亡之余犹数十帙，他学士家所未有也。自炎武十一岁，即授之以温公《资治通鉴》，曰：“世人多习《纲目》，余所不取。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至于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也。”
炎武之游四方十有八年，未尝干人。有贤主人以书相示者则留；或手抄，或募人抄之。子不云乎：“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今年至都下，从孙思仁先生得《春秋纂例》《春秋权衡》《汉上易传》等书，清苑陈祺公资以薪米纸笔，写之以归。愚尝有所议于《左氏》，及读《权衡》，则已先言之矣。念先祖之见背，已二十有七年，而言犹在耳，乃泫然书之，以贻诸同学李天生。天生，今通经之士，其学盖自为人而进乎为己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