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从此中国人才正式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
习惯上所说的“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乃至外国人将中国称之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集中反映的也是一种相对狭隘的朴素的种族意识。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救亡图存的热潮迫使先进的思想家去重新思考许多问题。
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破天荒地使用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他在评介当时有影响的世界史著作时称这些论著“于民族之变迁，社会之情状，政治之异同得失……乃能言之详尽焉”，又云：“著最近世史者，往往专叙其民族争竞变迁，政策之烦扰错杂”。
梁启超从这种民族竞争的理念出发，又大胆地提出了民族主义是近代史学的灵魂。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
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梁启超在这里反复用了三个“中国民族”，而且从宏观上勾勒出三个时期的不同特点，显然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先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其云：“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随后梁启超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其云：“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由“保种”、“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和“中华民族”，梁启超基本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关于“中华民族”的最早词汇，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指出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是多元混合的。不过，梁启超在具体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时却比较混乱，有时指汉族，有时又指中国的所有民族，直到1903年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才清晰地赋予了较为科学的内涵。其称：“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
“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是中国传统民族观念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意义深远。它超越了传统的种族和地域的束缚，体现了中国各民族是一家的新的民族理念；它告别了“夷夏之变”的陈腐观念，反映了中国各民族平等相处、团结一致的新的追求，凝练了民族精神，提升了民族力量，提升了民族自觉，增强了民族团结，壮大了民族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