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靡世界的三大饮料中，我们中华民族对茶情有独钟。这不仅因为中国是茶的发源地，更由于茶“洁性不可污”的高贵品质与“沾牙旧姓余甘氏，破睡当封不夜侯”的神奇魅力。
茶和酒都是人们喜爱的饮品，但两者却有许多不同。“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而今七件都改变，油盐柴米酱醋茶。”这首古诗清晰地表明：酒是属于精神层面的，是享受需要；而茶则是属于物质层面的，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茶比酒幸运。
从问世的时间长短论资排辈，茶，“发乎神农氏，闻乎鲁周公”；酒，“尧非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两者不相上下。
从社会地位而言，茶最初为药用，继而食用，至西汉，茶始作饮料，开始成为宫廷贵族士大夫的专有享用品，此后，兴于唐而盛于宋，平稳发展，一帆风顺。
唐朝茶事兴盛，举国饮茶成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唐代最高统治者直接提倡饮茶，热衷茶事，以茶输边，以茶和亲，以茶分赐群臣。官府为满足宫廷对名茶的需求，督造贡茶，竞制佳茗。文人视饮茶为高雅之事，品茗论水，咏诗作赋，著书立说。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茶的专著——陆羽的《茶经》，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茶汤与水的专著——张又新的《煎茶水记》相继问世。“茶”字也因唐玄宗御批，取代此前的荼、槚、茗、荈别称等正式定型。茶事兴盛，尤其和佛教禅宗的兴盛密不可分。因为禅宗提倡坐禅，夜不能睡，并且只允许早、中两餐进食，以便身心轻安，专心致志，通过身体的修炼达到精神的升华，最终顿悟成佛。饮茶既能提神醒脑，驱除睡意，消除疲劳，又能补充过午不食的水分和营养，因此深得僧人喜爱，饮茶之风传遍大小寺庙。为满足坐禅用茶的需要，各大小寺院大力种茶，制茶，研究茶。“天下名山僧寺多”，而名山古刹周围环境，又特别适宜茶叶生长，所以，“自古高僧爱斗茶”，众多名茶，大多产自名山古寺。而禅宗这种能为社会各阶层所乐意接受的中国化的佛教，在唐代达到鼎盛时期。佛门崇茶，由僧及俗，转相仿效，饮茶也借信佛而风行全国。由于佛中有茶，茶中有佛，茶佛一味，茶禅一味，形成了唐朝茶道大行，风俗贵茶的局面。
到了宋朝，朝廷更加重视茶品的推陈出新，前丁后蔡，争新买宠。贡茶“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举国上下饮茶成风，到了王安石所说的“人家不可一日无”的境地。为了鉴别名茶品质高下，自京城到许多产茶地区盛行“斗茶”。参与“斗茶”的品种，“灵芽动是连城价，妙处人间一水争”，“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连徽宗皇帝也“上春精择建溪芽，携向芸窗力斗茶”，对这种活动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后，一直到清朝，乾隆皇帝还以“君不可一日无茶”，回对“国不可一日无君”，表达了他对茶的深切喜爱。
酒一开始就是祭祀神的供品，饮酒很早就成为举国上下普遍的风气，但酒的发展却一波三折。酒法多变，时禁时倡。周初即有“禁止饮酒，群饮尽执拘而杀之”的法令。此后历朝历代，多次禁酒与开禁。三国时曹孟德一方面高吟“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一方面严厉禁酒，不惜杀害持反对意见的孔融。这是当政者对酒的态度。社会对酒的态度也褒贬不一，争议不休。有人爱之饮之，歌之颂之，非酒无以为乐，非酒无以为生。如晋朝的毕卓就认为“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一生矣”。而同为晋朝人的葛洪则认为酒是“生病之毒物，无毫分之细益，有丘山之巨损；君子以之败德，小人以之速罪”。就是同一个人，在对酒的态度上，有时也变化很大。如唐朝的陆龟蒙，起初也十分嗜酒，“几年无事傍江湖，醉倒黄公旧酒垆”，与皮日休结为诗酒之友，互相唱和，写下许多优美的酒诗。但后来不知为何幡然悔悟，反戈一击，作《中酒赋》云：“有馘毕（毕卓）擒刘（刘伶）之伍，我愿先登；有殛狄（仪狄）放杜（杜康）之君，臣能执御。聿当拔酒旗，平曲封，剖仲（仲尼）榼，碎尧钟。”前爱之深，后恨之切，判若两人。
茶和酒都有多种不同的饮法，但最终命运也大不相同。
唐卢仝柴门反关，纱帽笼头，连喝七碗茶，喝得浑身流汗，两腋生风，作《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被视为千古佳作、奇作。《红楼梦》中的妙玉则认为“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一为开怀畅饮，一为慢斟细品，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与截然不同的饮法，却均得到人们一致认同，被传颂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