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公先生的话是对的。事实证明他不幸而言中。但当时对于浪漫的爱之追求者，是听不入耳的。志摩的回答是：“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灵魂”之为物，本来就玄妙，再要找“灵魂这伴侣”，岂不难上加难？我们自然佩服志摩之真诚与勇气，但是我们亦不能轻易表示同情于一个人追求镜花水月。一个人要有理想以为生活之鹄的，但是那理想需要慎加分析，是否在现实的世界里有实现之可能。把自己的生命和前途，寄托在对“爱、自由、美”的追求上，而“爱、自由、美”又由一个美貌女子来作为象征，无论如何是极不妥当的一种人生观。
若说志摩之憧憬自由仅限于爱情方面，显然是不合事实的。像一切浪漫主义者一样，志摩向往一切方式的自由。下面这一段话是他最好的自白：
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老是在这地面上爬着够多厌烦，不说别的。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到云端里去，到云端里去！哪个心里不成天千百遍地这么想飞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这弹丸太空里滚着，从陆地看到海，从海再看回陆地。凌空去看一个明白——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代。这皮囊要是太重挪不动，就掷了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
的确是，想飞是人人有的愿望。我小时候常做梦，一做梦就是飞，一跺脚就离地一尺多高。再一扑通就过墙了，然后自由翱翔在天空里，非常适意。有时在梦里飞不起来，飞到三四尺高就掉下来，怎样也不中用，第二天早晨醒来便头痛欲裂。这样想飞的梦，我足足做了有十年八年之久。虽说这只限于梦，虽说这只是潜意识的活动，但也影响到我的思想。我译过巴利的《潘彼得》，是一部童话，也是只有成年人才能充分赏识的童话，里面的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潘彼得，真是令每一个成年人羡煞而又愧煞的角色！这一部《潘彼得》撩起了我对童年和纯洁天真的向往，其实哪一个在人生的坎坷的路途上不有过颠踬？哪一个不在憧憬那神圣的自由的快乐的境界？不过人生的路途就是这个样子，抱怨没有用，逃避不可能，想飞也只是一个梦想。人生是现实的，现实的人生还需要现实的方法去处理。偶然做个白昼梦，想入非非，任想象去驰骋，获得一时的慰安，当然亦无不可，但是这究竟只是一时有效的镇定剂，可以暂时止痛，但不根本治疗。人生的路途，多少年来就这样地践踏出来了，人人都循着这路途走，你说它是蔷薇之路也好，你说它是荆棘之路也好，反正你得乖乖地把它走完。所以，想飞的念头尽管有，可是认真不得。如果真以为诗是有翅膀的，能把诗人带起到天空，海阔天空地俯瞰这乌烟瘴气的人间世，而且能长久的凭虚御空，逍遥于昊天之上，其结果一定是飞得越高，跌得越重，血淋淋地跌在人生现实的荆棘之上，像徐志摩那样！这也是一切浪漫诗人的公式，不独志摩为然的。
梁任公先生说过，人生最快乐的事莫过把应尽的责任尽完。他揭橥“责任”二字为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此事一毕，了无遗憾，真是一个最稳健的看法。浪漫主义者的看法，恰恰与此相反。伯朗宁有一首小诗，名为《至善之境》（Summum Bonum），他说：
真理，比宝石还光亮，
信任，比珍珠还纯洁，——
宇宙间最光亮最纯洁的信任——我认为
全存在于一个女人的亲吻里。
把一个女人的亲吻放在一切伦理价值之上，实在是一个最大胆的浪漫的夸张！志摩日记在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记载着：“须知真爱不是罪（就怕爱不真，做到真的绝对义才做到爱字），在必要时我们得以身殉，与烈士们爱国，宗教家殉道，同是一个意思。”“同是一个意思”，也许是的，但是在伦理价值上，能等量齐观么？
浪漫的梦经不起现实的打击。志摩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并且不是一个没有胆量认错的人，所以他很快地承认了他的失败。胡适之先生曾指出下面一首《生活》的诗为他自承失败的证据：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这几行诗是纪实的，志摩临死前几年的生活确是濒临腐烂的边缘，不是一个敏感的诗人所能忍受的，所以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上海跑到北平。谁又想到希望有“一个真的复活的机会”的人，竟根本丧掉了生命，永远不能得到机会呢？
选自《谈徐志摩》，远东图书出版公司195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