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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信有鬼,除非我亲眼看见鬼。

有人说他亲眼见过鬼,但是我不信他说的话。也许他以为他看见了鬼,其实那不是鬼,杯弓蛇影,一场误会。也许他是有意捏造故事,鬼话连篇,别有用心。

更多的人说,他自己虽然没有见过鬼,可是他有一位亲近而可信赖的人确实见过鬼,或是那亲近而可信赖的人他又有一位亲近而可信赖的人确实见过鬼,言之凿凿,不容怀疑。他不是姑妄言之,而我却是姑妄听之。我不信。

英国诗人雪莉在牛津时作《无神论之必然性》,否认上帝之存在,被学校开除。他所举的理由我觉得有一项特别有理。他说,主张上帝存在的人,应该负起举证的责任,证明上帝存在,不应该让无神论者举证来证明上帝不存在。我觉得此一论点亦适用于鬼。谁说有鬼,谁就应该举证,而且必须是客观具体确实可靠的证据,转口传说都不算数。

王充《论衡》之《论死》、《订鬼》诸篇,亟言“人死不为鬼”,“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王充是东汉人,距今约两千年,他所说的话虽然未能全免阴阳五行之说的习气,但在那个时代就能有那样的见识,实在难能可贵。他说:“夫为鬼者,人谓死人之精神。如审鬼者,死人之精神,则人见之,宜徒见裸袒之形,无为见衣带被服也。……”这话有理,若说人死为鬼,难道生时穿着的衣服也随同变为鬼?

我不信有鬼,但若深更半夜置身于一个阴森森的地方,纵无鬼影幢幢,鬼声啾啾,而四顾无人,我也会不寒而栗。这是因为从小听到不少鬼故事,先入为主,总觉得昏黑的地方可能有鬼物潜伏。小时候有一阵子,我们几个孩子每晚在睡前挤在父亲床前,听他讲一段《聊斋》的鬼狐故事。《聊斋》的笔墨本来就好,经父亲绘影绘声的一讲,直听得我们毛发倒竖。我知道那是瓜棚豆架野老闲聊,但是小小的心灵里,从此难以泯尽鬼物的可怕的阴影。

虽然我没有“雄者吾有剑,雌者纳之”那样的豪情,我并不怕鬼。如果人死为鬼,我早晚也是一鬼,吾何畏彼哉?何况还有啖鬼的钟馗为人壮胆?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冬寒之夜偕二三同学信步踱出校门购买烤白薯,时月光如水,朔风砭骨,而我们兴致很高,不即返回宿舍,竟觅就近一所坟园,席地环坐,分食白薯。白杨萧萧,荒草没径,我们不禁为之愀然,食毕遂匆匆离去。然亦未见鬼。

在青岛大学,同事中有好事者喜欢扶乩,尝对我说李太白曾经降坛,还题了一首诗。他把那首诗读给我听,我就不禁失笑,因为不仅词句肤浅,而且平仄不调,那位诗鬼李太白大概是仿冒的。不过仿冒归仿冒,鬼总是鬼。能见到一位诗鬼题一首不够格的歪诗,也是奇缘,我就表示愿意前去一晤那位鬼诗人。他欣然同意,约定某日的一夜,那一天月明风清,我到了他住的第八宿舍,那地方相当荒僻,隔着一条马路便是一片乱葬岗。他取出沙盘,焚香默祷,我们两人扶着乩笔,俄而乩笔动了。二人扶着乩笔,难得平衡,乩笔触沙,焉有不动之理?可是画来画去,只见一团乱圈,没有文字可循。朋友说:“诗仙很忙,怕是一时不得分身,现在我们且到马路那边的乱葬岗,去请一位闲鬼前来一叙。”我想也好,只要是鬼就行。我们走到一座墓前,他先焚一点纸钱,对于鬼也要表示一点小意思。然后他又念念有词,要我掀起我的长袍底摆,作兜鬼状,把鬼兜着走回宿舍。我们再扶乩,乩笔依然是鬼画符,看不出一个字。我说这位鬼大概不识字。朋友说有此可能,但是他坚持“诚则灵”的道理,他怪我不诚。我说我不是不诚,只是没有诚到盲信的地步。他有一点愠意,最后说出这样的一句:“神鬼怕恶人。”鬼不肯来,也就罢了,我不承认我是恶人。我无法活见鬼而已。

我的舅父在金华的法院任职很久,出名的廉明方正,晚年茹素念佛,我相信他不诳语。有时候他公事忙,下班很晚,夜间步行回家,由一个工人打着灯笼带路。走着走着,工人趑趄不前,挤在舅父身边小声说:“前面有鬼!”这时候路上还有别的行人。工人说:“你看,那一位行人就要跌交了,因为鬼正预备用绳索绊倒他。”话犹未了,前面那位行人扑通一声跌倒在地。舅父正色曰:“不要理会,我们走我们的路。”工人要求他走在前面,他打着灯笼紧随在后。二人昂然走过,亦竟无事。这样的事发生不止一次,舅父也觉得其事甚怪。我有疑问,工人有何异禀,独能见鬼,而别人不能见?鬼又何所为,作此促狭之事,而又差别待遇择人而施?我还是不信有鬼。

鬼究竟是什么样子?也许像“乌盆计”或“活捉三郎”里的那个样子吧?也许更可怕,青面獠牙,相貌狰狞。哈姆雷特看见他父王的鬼,并不可怕,只是怒容满面,在舞台上演的时候那个鬼也只是戎装身上蒙一块白布什么的。人死为鬼,鬼的面貌与生时无殊。吊死鬼总是舌头伸得长长的,永远缩不回去。我不解的是:人是假借四大以为身,一死则四大皆空,面貌不复存在,鬼没有物质的身躯,何从保持其原有相貌?我想鬼还是在活人的心里,疑心生暗鬼。

选自《雅舍小品四集》,正中书局1986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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