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位先生，”基督山伯爵一面走进客厅一面说，“请原谅我未能在此恭候，本想及早拜访二位，但又怕不免唐突冒昧。另外，二位已传话给我，表示愿屈尊光临，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弗朗兹和我对您万分感谢，伯爵先生，”阿尔贝说道，“我们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承蒙缓急相助。接到先生盛情邀请那工夫，我们正异想天开，想发明什么车子呢。”
“啊，我的上帝，”伯爵接着说道，一边示意两位青年在一张沙发上就座，“先生们，这都是那糊涂的帕斯特里尼不好，以致我让你们为难了这么长时间。对你们的窘况，他居然未向我提及一字，而我在这里孤身一人，极想找个机会来认识认识我的邻居。当我得知可以为二位效劳，如二位所见，本人诚惶诚恐，当即向二位表示敬意。”
两个青年鞠了一躬。弗朗兹还没有想到该说什么话，也没有找到任何对策。伯爵丝毫没有表示认得弗朗兹的意思，也不像希望弗朗兹能认出他来，弗朗兹也就不知道要不要说点什么，暗示一下过去的事，或者干脆看看以后有什么新的佐证再说。而且，弗朗兹虽然肯定昨天晚上对面包厢的那个人就是他，但不敢一口咬定前天晚上竞技场的那个人也是他，所以弗朗兹最后决定还是听其自然，先不向伯爵正面点破。再说，他现在比对方占优势，掌握人家的秘密，而他弗朗兹没有什么要掩饰的，人家捉不住他。但是，他还是决定把谈话引到某个题目上去，或许能把某些疑团解开。
“伯爵先生，”他说道，“您让我们坐您的马车，还让我们用您在罗斯波丽宫租下的窗口，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像他们意大利人说的那样，在国民广场搞个位子呢。”
“啊，对了，是这样，”伯爵一直在致细端量莫瑟夫，漫不经心地答道，“不正是在国民广场上要处决什么人吗?”
“是的。”弗朗兹回答道，他看到伯爵自己转到他所希望的话题上来了。
“等一等，我记得昨天告诉了我的管家，让他把这事张罗一下，或许我又可以为二位略微效劳。”他伸过手去，拉了三下铃。“您有没有考虑过，”他接着对弗朗兹说道，“如何利用时间?用什么办法可以减免仆人来回奔波?我倒是想了个办法：我拉一次铃，是叫我的跟班；拉两次是叫饭店老板；拉三次是叫我的管家，这样我连一分钟都不会浪费，一句废话都不用说。啊，他来了。”
进来的那个人大约在40—50岁之间，弗朗兹觉得极像领他进岩洞的那个走私贩子，但那人似乎一点也认不出他来，弗朗兹觉得这是事先叮嘱好了的。
“贝蒂西奥先生，”伯爵说道，“您有没有按照我昨天的吩咐，在国民广场给我租一个窗口?”
“我去过了，阁下，”管家回答道，“可是太晚了。”
“什么?”伯爵皱紧双眉说，“我不是告诉您我想要一个吗?”
“已经给阁下租了一个，那窗口原先已租给洛巴尼夫亲王，所以我只得付了100……”
“很好，很好，贝蒂西奥先生，具体琐碎事就不必烦这二位先生了吧，您弄到窗口，这就很好了。那幢楼的地址得通知马车夫，您到楼梯那儿等着，准备送我们过去。就这样吧，您可以走了。”管家一鞠躬，然后往后退去。“啊，”伯爵接着说道，“烦您去问问帕斯特里尼有没有收到木牌牌，能否给我拿一份行刑的报单来。”
“不用问了，”弗朗兹从衣袋掏出笔记本说，“我已经看过木牌牌了，而且抄了一份，就在这本上。”
“好极了。这样，贝蒂西奥先生，您可以走了，我现在没有什么事。午餐齐备了过来通知我们。二位先生，”接着他转向两位朋友说，“一定肯赏光和我共进午餐的吧?”
“但是，说实在的，伯爵先生，”阿尔贝说道，“太打搅您了。”
“不，不，正相反，你们肯赏光我就非常高兴。说不定有一天你们会在巴黎回请我，不是这位就是那位请，或者两位都请。贝蒂西奥先生，请准备三套餐具。”说着，他从弗朗兹手中接过小本，“我们来看看吧，”接着他像念政府公报似的读了起来：“‘奉宗教审判厅令，2月22日星期二，即狂欢节之第一日，死囚两名于国民广场明正典刑。杀人犯安德拉·龙多洛，残害圣让·拉德朗教堂万流景仰之恺撒·泰尔里尼司铎；罪犯罗卡·帕里奥里，亦名佩皮诺，协从臭名昭著之匪徒吕日·旺帕及其同党。’嗯!‘第一名处以锤刑，第二名处以斩刑。’不错，”伯爵接着说道，“原本是这样规定的，不过我想，从昨天起，处决的内容和程序已经有所变动。”
“唔!”弗朗兹说。
“是的，昨天晚上我在红衣主教罗斯庇格里奥西那儿，听他们说起，两名死犯中有一个似乎已改成死缓。”
“是安德拉·龙多洛吧?”弗朗兹问。
“不，”伯爵随随便便地说道，“是另外一个。”他朝小本又瞟了一眼，像是再看一下叫什么名字，“是佩皮诺，即罗卡·帕里奥里，所以你们看不到断头刑了，但是锤刑还是有的。锤刑这种极刑，第一次看，甚至第二次看，都会觉得稀奇古怪。至于断头刑，你们也都知道，既简单又千篇一律，决不会闹出什么意外。断头机不会失灵，不会颤抖，不会砍不准，也不会像那个处决夏莱路易十三的宠臣，被指控阴谋反对黎塞留而被斩首。伯爵的士兵连着砍30刀，不过，这或许是黎塞留法国首相(1585—1642)，红衣主教，出任路易十三首相后，独揽大权，成为实际统治者。故意安排的吧。噢，”伯爵用轻蔑的口吻接着说，“在酷刑这个问题上，不要向我提欧洲人，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酷刑，以残酷而论，他们的的确确还在婴儿时期，或者更确切地说，已到了暮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