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忘的还是批田汉，这位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先驱，戏剧界的泰斗。揭发人好像是田汉身边的什么人，他那冷酷、嘶哑的声调和闪动在镜片后面刀子一样锐利的目光，足以使被批判者崩溃成一摊泥。他一条一条地揭发着田汉怎样毒害青年，怎样刻骨反动，就像一层一层地剥着人皮，批判稿厚得一世也念不完。控诉渐近高潮，台下群情激昂，有人忽然奋臂高呼：“跪下，叫他跪下！”也许因问题提得突然，先静场一息，继而“跪下”声就连成了一片。但田汉居然不跪，僵持着，有人上前按他的头，他还是硬挺着脖颈不跪。人们恼了，吼声暴起，声震四壁。继而，全场静寂如死，似有所待。只听见“咚”的一声，田汉终于自动跪下了！跪得很突然，声音很响，像一座大厦，甚至一座山样轰然倒塌，真是惊心动魄。这一声震碎了我年轻的心灵。这一声从此永远烙刻在我的记忆中了。
是的，田汉跪下了，这个当年鼓动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人跪下了，这位国歌——半个世纪来响彻在祖国天空的庄严歌声的词作者跪下了，这个占了现代文学史一个长长的章节，作为一个时代的重要代表的人跪下了。他究竟在给谁下跪呢？也许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意识到，他跪下的一瞬，时间更深地楔入了黑夜，黑暗遮没了光亮，愚昧压倒了文明。受凌辱的难道仅仅是田汉一个人吗？不，受凌辱的还有让他下跪的人，还有我们自己的历史啊。
现在的我，也就是已经五十多岁、白发悄悄爬上鬓角的我，伫立在大街上，定定地凝望着老门牌王府大街64号，这长方形的青砖砌成的大楼。真是物犹如此，人何以堪。据说五十年代末大楼新建成时，虽因经费压缩，减了规模，它却仍不失为一幢恢宏的建筑，可是现在，它已被暴风雨褪去了钢青色，显得灰白，像一头青丝转眼间白发丛生一样。它杂在今天高楼大厦的群落间，无论色调还是建筑风格，都显得那么老气横秋。是的，它走了太多的路，它老了，在我的视觉里，它渐渐幻化成一只陷身狂涛巨澜中的孤舟，不断地被抛起，又不断地被掷下。现在的作家协会和文联早搬到新楼了，于是，这王府大街64号也就只能作为历史陈迹碇泊在这儿了。如果把它看作一个特定时段中国文艺界的象征，也许是恰当的。它肯定具有研究价值。对于它的历史反思，它在中国文艺史上的功过，早晚该有人会做的罢。
然而，我心中的困惑并未完全解开，我不是想追问哪一个具体的人或者哪一件具体的事，我想追问的是人心，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人的精神秘密。忆当年，“小将”们的顽横固然可憎，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经历了漫长的精神磨砺，有的虽只知反复陈述知青生活的苦难，却也很有些人敢于反思这一段变态的人生，可我们知识者、干部或被称为文艺家中的某些人呢，似乎很忌讳再提起这些事；而许多事恐非一个“迷信”和“冲动”可以了结。不是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吗？为什么昨天叫着“同志”，恨不得亲热地拥抱，转眼间就铁青了脸，瞪着敌视甚至嗜血的眼光，半点同情心也没有了？为什么人会一面自己受害，一面琢磨害人？为什么在中国最高的文艺殿堂，上演着这般冷酷的“戏”？这暴力倾向是原先就潜伏着、存在着的，还是一时的迷狂所致？诚然，斗人者当时往往真诚地认为被斗者是有罪的，被斗者也往往认为自己确也是有罪的，但当雨过天晴之后，我们是否就理应认为错误全在历史，自己什么错也没犯过呢？对那些打人者、举报者来说，也是绝对真诚的吗？还是出于恐惧，出于泄忿，出于利益，甚或出于以折磨别人、咀嚼别人的痛苦为乐的阴暗心理？我并不膺服那句人人尽知的“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话，此刻它竟浮了上来。我在想，光有火苗，底下没有大堆的干柴是怎么也燃不成熊熊大火的。
人流擦身而过，我注意着今天的男人和女人，早已不复三十年前多是憔悴、迷乱、惊恐、叵测的神色，而换上了健康、紧张、专注、急躁的脸色。人们似乎都盯着一个很实在的单一目标奔去，脚步匆匆。“人对人”粗暴侵犯的时代消歇了，代之而起的总不会是个“人对物”狂热占有的时代吧？
一场大噩梦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而结束了，但那时代的精神因子也永远地消失了吗？我从外电或零星报道中看到，不是没有人怀恋“文革”，渴望那非人的方式重演。我从眼下层出不穷的贪污犯看出，他们抢掠金钱的疯狂不亚于“文革”中迫害他人，攫取权利的疯狂。我不禁为之怅然：昨天与今天之间真的已隔着鸿沟？昨天的人心与今天的人心真的已全然不同？外在的文明的进步真的可以代替内在的文化的进步？某日，我偶然翻读加缪的《鼠疫》，里面竟有这样的话：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威胁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兴高采烈的人群却看不到。鼠疫杆菌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中耐心地潜伏守候……
我再次回望王府大街64号这座老楼，心想，有些东西是应该遗忘的，有些东西却不能遗忘，永远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