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多么幸福的湖，和伟大的列宁多么相称的一个最朴素的湖！
我在苏联前后两个多月访问期间，在我所看过的地方，所接触的人物，以及所读所听的一切的背后，都站着一位巨人：宽大而凸出的前额，宽阔的肩膀，智慧的眼睛，仁慈的嘴……他和平凡的普通人民一样，也最得他们的敬爱。他不做作，不矜持，他没有一点癖好。他没有工夫想到自己。他居住的地方，无论是在斯莫尔尼宫、克里姆林宫、哥尔克的将军别墅……他的卧室、餐室、办公室，都是那么仄小，那么朴素。他在最平凡的卧室梳妆台上也能写作，在小小的藤椅上也能久坐办公，在他书桌对面，他给来访的客人准备的却是很舒适的沙发椅子……一切的一切，都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一个能最好的为人民服务的人，总是最能忘掉自己的人。伟大的列宁就是那样完全地、出乎自然地、时时刻刻无微不至地想到俄罗斯以及世界上千千万万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他日日夜夜用最缜密的思考，替他们计划着最幸福的将来。我常常在想，在他那宽大而凸出的前额里，不知道也想过他自己没有？
一想到今天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的幸福自由的生活，就是建立于这位伟大的人的朴素生活之上，我们对于他的朴素生活的遗迹更加百倍的珍贵。这中间，最使我永远不忘的，是他的这个充满了野趣的宽阔崇高的绿色办公室，和办公室旁边的一个朴素的“像真理一样朴素”的湖。
一九五九年二月
(原载1959年3月1日《北京日报》)
小橘灯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她。
我在她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地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她：“你要打电话吗？”她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要××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你知道××医院的电话号码吗？”她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她：“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她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她就会来的。”
我把电话打通了，她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她问：“你的家远吗？”她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登、登、登地下楼去了。
我又回到里屋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橘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
我轻轻地叩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沙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的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妈妈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地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她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她笑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橘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她没有作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橘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
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她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她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橘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橘瓣来，放在她妈妈的枕头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