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以精神错乱为理由进行了辩护。不这样说，又怎能解释如此乖谬的罪行呢？
一天上午在夏图附近的芦苇荡中发现两具抱在一起的尸体，一男一女，都是有名的上流社会人士，很有钱，都已经不年轻了，两人去年才结婚，女的前夫刚死3年。
谁都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冤家对头，他们也不是遭到抢劫被害致死。看样子他们似乎被人用比较长的铁质利器先后扎死，然后被抛进河中。
调查没有任何结果，问到的船家都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正要把案子搁置起来的时候，附近村子的一个年轻人自首了，他是细木工，名字叫乔治·路易，外号叫有钱人。
每次审讯，他总是那么两句话：
“我认识那个男的有两年时间，认识那个女的有6个月。我手艺好，他们常常来找我替他们修一些旧家具。”
审讯中问他：
“您为什么杀害他们？”
他一把死拿，总是回答说：
“我杀死他们因为我想杀死他们。”
别的话再也问不出来了。
这人很可能是私生子，原先寄养在当地一家人家，后来被遗弃。他的名字就叫乔治·路易，长大后变得少有的聪明，天生一副风雅的举止和心灵手巧，他的朋友谁也比不了，大家送了他一个绰号，叫他“有钱人”，他的名字倒没有人再叫了。他学做细木工这一行，不但可以说活做得非常巧，而且还会一点木雕的活。当地都说他是个狂热分子，拥护共产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的理论，读了许多惊险小说和情节充满血腥味的小说，还说他是个有影响力的选民，在工人和农民集会上讲起话来巧舌如簧。
律师用精神错乱作理由进行辩护。
的确，这么一个工人杀死的恰是他最好的主顾，而且这两个主顾都是有钱人，也慷慨大方(他承认这一点)，两年中给了他3000法郎的活做(他的账本可以作证)，这样的事叫人怎么能相信？惟一能说得通的是精神错乱，这是个失去社会地位的人，他有一种固执的想法，拿两个有钱人开刀，向所有有钱人报仇。律师说这话是在巧妙暗示当地人竟然给这被遗弃的人取了“有钱人”这样一个绰号。律师大声疾呼：
“难道这不是一种嘲讽吗？不正是这样一种嘲讽才使这么一个没有父母的可怜孩子丧心病狂吗？这是一名激进的共和党人。我说什么才好呢？这一政党原先遭到共和国枪杀和放逐，今日又受到共和国的热忱欢迎，他就是这政党中的一分子，因为对此政党而言，纵火是他们的原则，谋杀是他们最简单的手段。
“这些拙劣的理论今日在各种公开集会上受到热烈赞扬，从而把这名男子毁于一旦。他听到一些共和党人，甚至一些女士，是的，一些女士，叫嚷要向甘必大先生甘必大(1838—1882)：19世纪法国共和派政治家。和格雷维先生格雷维(1807—1891)：19世纪法国共和派政治家，第三共和国总统(1879—1887)。讨还血债。他那病态的神志随之旋转，他也要去讨还血债，要向一切有钱人讨还血债!
“受到判刑的不应该是他，而是巴黎公社!”
法庭里响起一阵啧啧赞许声，大家都觉得律师的辩护成功了，检察院也没有反驳。
这时庭长按惯例向被告提问：
“被告，对您的辩护还有什么需要补充吗？”
那人站了起来。
他身材矮小，亚麻色的头发，灰色的眼睛凝滞不动，但闪闪发亮。人虽孱弱，说起话来却铿然有声，高昂洪亮，还没有说几句大家马上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他说话嗓门高，声调仿佛像朗诵一样夸张，但字正腔圆，连审判大厅最后面也听得清清楚楚。
“庭长先生，我不想进疯人院，我宁肯上断头台，所以我愿意把所有情况全都向您交代。
“我杀了这名男子和这名女子，因为他们是我的生身父母。
“现在请先听我陈述，然后对我作出判决。
“一个女人生了一个儿子，把孩子送到什么地方寄养起来。她只知道她的同谋把无辜的小生命送到什么地方去了，然而这小小的生命一生都得在苦难中煎熬，都得忍受私生儿的奇耻大辱。更为凄惨的是，这小生命生下只配去死，因为他被遗弃，因为领养他的乳母后来再没有收到本应该每月付给她的抚养费，她完全可以像一般乳母那样不管了，让孩子自己慢慢衰竭凋零，让他饿死，让他无依无靠，自己一个人慢慢死去完事。
“然而我的乳母是个厚道女人，不但比我的生身母亲厚道，而且比她更具女人的心地，更具母爱，比她崇高。她把我拉扯大了，然而她真不该履行她的职责，这一类可怜儿实在应该像朝路边扔垃圾一样，把他们扔到郊外小村庄，让他们自己慢慢死去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