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依照流行的格式召开。宣布开会，呼口号，随后是进入了角色的批判者们慷慨激昂的发言，又是呼口号。压力施足，开始要从高女人嘴里逼供了。于是，人们围绕着那本“书稿”，唇枪舌剑地向高女人发动进攻。你问，我问，他问；失声叫，粗声吼，哑声喊；大声喝，厉声逼，紧声追……高女人却只是摇头。真诚恳切地摇头。但真诚最廉价；相信真诚就意味着否定这世界上的一切。
无论是脾气暴躁的汉子们跳上去，挥动拳头威胁她，还是一些颇有心计的人，想出几句巧妙而带圈套的话问她，都给她这恳切又断然的摇头拒绝了。这样下去，批判会就会没结果，没成绩，甚至无法收场。研究所的人有些为难，他们担心这个会开得虎头蛇尾；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裁缝老婆站在一旁听了半天，愈听愈没劲。她大字不识，既对什么“书稿”毫无兴趣，又觉得研究所这帮人说话不解气。她忽地跑到台前，抬起戴红袖章的左胳膊，指着高女人问：
“你说，你为什么要嫁给他？”
这句突如其来的问话使研究所的人一怔。不知道这位治保主任的问话与他们所关心的事有什么奇妙的联系。
高女人也怔住了。她也不知道裁缝老婆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这问题不是这个世界所关心的。她抬起几个月来被折磨得如同一张皱巴巴枯叶的瘦脸，脸上满是诧异神情。
“好啊!你不敢回答。我替你说吧！你是不是图这家伙有钱，才嫁给他的？没钱，谁要这么个矮子！”裁缝老婆大声说。声调中有几分得意，似乎她才是最知道这高女人根底的。
高女人没有点头，也没摇。她好像忽然明白了裁缝老婆的一切。眼里闪出一股傲岸、嘲讽、倔犟的光芒。
“好好，你不服气！这家伙现在完蛋了，看你还靠得上不！你心里是怎么回事，我知道！”裁缝老婆一拍胸脯，手一挥，有几个婆娘在旁边助威，她真是得意到达极点。
研究所的人听得稀里糊涂。这种弄不明白的事，就索性糊涂下去更好。别看这些婆娘们离题千里地胡来，反而使会场一下子热闹起来。没有这种气氛，批判会怎好收场？于是研究所的人也不阻拦，任使婆娘们上阵发威。只听这些婆娘们叫着：
“他总共给你多少钱？他给你买过什么？说！”
“你一月二百块钱嫌不够，还想出国，美的你！”
“邓拓是不是你们的后台？”
“有一天你往北京打电话，给谁打的，是不是给‘三家村’打的？”
会开得成功与否，全看气氛如何。研究所主持批判会的人，看准时机，趁会场热闹，带领人们高声呼喊一连串的口号，然后赶紧收场散会。跟着，研究所的人又在高女人家搜查一遍，撬开地板，掀掉墙皮，一无所获，最后押着矮男人走了，只留下高女人。
高女人一直呆在屋里，入夜时竟然独自出去了。她没想到，住在大院门房的裁缝家虽然闭了灯，裁缝老婆却一直守在窗口盯着她的动静。见她出去，就紧紧尾随在后边，出了院门，向西走过两个路口，只见高女人穿过街在一家门前停住，轻轻敲几下门板。裁缝老婆躲在街这面的电线杆后面，屏住气，瞪大眼，好像等着捕捉出洞的兔儿。她要捉人，自己反而比要捉的人更紧张。
咔嚓一声，那门开了。一位老婆婆送出个小孩。只听那老婆婆说：
“完事了？”
没听见高女人说什么。
又是老婆婆的声音：
“孩子吃饱了，已经睡了一觉。快回去吧！”
裁缝老婆忽然想起，这老婆婆家原是高女人的托儿户，满心的兴致陡然消失。这时高女人转过身，领着孩子往回走，一路无话，只有娘俩的脚步声。裁缝老婆躲在电线杆后面没敢动，待她们走出一段距离，才独自怏怏地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高女人领着孩子走出大楼时眼圈明显地发红，大院里没人敢和她说话，却都看见了她红肿的眼皮。特别是昨晚参加过批斗会的人们，心里微微有种异样的、亏心似的感觉，扭过脸，躲开她的目光。
四
矮男人自批判会那天被押走后，一直没放回来。此后据消息灵通的裁缝老婆说，矮男人又出了什么问题，进了监狱。高女人成了在押囚犯的老婆，落到了生活的最底层，自然不配住在团结大楼内那种宽敞的房间，被强迫和裁缝老婆家调换了住房。她搬到离楼十几米远孤零零的小屋去住，倒也不错，省得经常和楼里的住户打头碰面，互相不敢搭理，都挺尴尬。但整座楼的人们都能透过窗子，看见那孤单的小屋和她孤单单的身影。不知她把孩子送到哪里去了，只是偶尔才接回家住几天。她默默过着寂寞又沉重的日子，不过三十多岁，从容貌看上去很难说她还年轻。裁缝老婆下了断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