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么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找一个私人，一个老友，一个有职有权的领导，为另一个有职有权、在当地可以称得上是德高望重的领导所属单位修理一辆属于国家所有的小汽车。没有理由拒绝这位老同志的委托，而懂得羊腿的重要性的陈杲也就不对带信找人的必要性发生怀疑。顺便为当地办点事当然是他应尽的义务，但是，接受这个任务以后总觉得好像是穿上了一双不合脚的鞋，或是穿上一条裤子结果发现两条裤腿的颜色不一样。
边远的小镇的同志似乎“洞察”了他的心理，所以他刚到大城市不久就接连收到了来自小镇的电报，催他快点去讨个结果。反正我也不是为了个人。反正我从来也没坐过那辆上海牌，今后也不会坐。他鼓励着自己，经过了街灯如川的大路，离开了明亮如舞台的终点站和热情的乘客，绕来绕去，掉到沟里又爬出来，一身土，一脚泥，来到了。
终于从两个孩子口里证明了楼号和门号的无误，然后他快步走到了四楼，找对了门，先平静了一下，调匀呼吸，然后尽可能轻柔地、文明地然而又是足够响亮地敲响了门。
没有动静，然而门内似乎有点声音传出来，他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好像有音乐，于是他摒弃了方才刹那间“哟，没在家”的既丧气而又庆幸的侥幸心理，坚决地再把门敲了一次。
三次敲门之后，咚咚咚传来了脚步声，吱椋旋转暗锁，咣当，门打开了，是一个头发蓬乱的小伙子，上身光光的，大腿光光的，浑身上下只有一条白布裤衩和一双海绵拖鞋，他的肌肉和皮肤闪着光。“找谁？”他问，口气里有一些不耐烦。
“我找×××同志。”陈杲按照信封上的名字说道。
“他不在。”小伙子转身就要关门，陈杲向前迈了一步，用这个大城市的最标准的口语发音和最礼貌的词句作了自我介绍，然后问道：“您是不是×××同志家里的人，（估计是×××的儿子，其实对这样一个晚辈完全不必用‘您’）您能不能听我说一说我的事情并转达给×××同志？”
黑暗里看不到小伙子的表情，但凭直觉可以感到他皱了一下眉，迟疑了一下，“来吧”，他转身就走，并不招呼客人，那样子好像通知病人去拔牙的口腔医院的护士。
陈杲跟着他走去。小伙子的脚步声——咚、咚、咚。陈杲脚步声——嚓、嚓、嚓。黑咕洞洞的过道。左一个门，右一个门，过了好几个门。一个门里原来还有那么多门。有一个门被拉开了，柔和的光线，柔媚的歌声，柔热的酒气传了出来。
钢丝床、杏黄色的绸面被子，没有叠起来，堆在那里，好像倒置的一个大烧麦。落地式台灯，金属支柱发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亮光。床头柜的柜门半开，露出了门边上的弹珠。边远的小镇有好多好友托付陈杲给他们代买弹珠，但是没有买着。那里，做大立柜的高潮方兴未艾。再移动一下眼光，藤椅和躺椅，圆桌，桌布就是样板戏《红灯记》第四场鸠山的客厅里铺过的那一张。四个喇叭的袖珍录音机，进口货。香港歌星的歌声，声音软，吐字硬，舌头大，嗓子细。听起来总叫人禁不住一笑。如果把这条录音带拿到边远的小镇放一放，也许比入侵一个骑兵团还要怕人。只有床头柜上的一个装着半杯水的玻璃杯使陈杲觉得熟悉，亲切，看到这个玻璃杯，就像在异乡的陌生人中发现了老相识。甚至是相交不深或者曾有芥蒂的人，在那种场合都会变成好朋友。
阵杲发现门前有一个破方凳，便搬过来，自己坐下了。他身上脏。他开始叙述自己的来意，说两句又等一等，希望小伙子把录音机的声音关小一些，等了几次发现没有关小的意思，便径自说下去。奇怪，一向不算不善于谈话的陈杲好像被人偷去了嘴巴，他说得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些词用得不伦不类，比如本来是要说“想请×××同志帮助给联系一下”，竟说成了“请您多照顾”，好像是他来向这个小伙子申请补助费。本来是要说：“我先来联系一下”，竟说成了“我来联络联络”。而且连说话的声音也变了，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声音，而是一把钝锯在锯榆木。
说完，他把信掏了出来，小伙子斜仰着坐在躺椅上一动也不动，年龄大概有小伙子的两倍的陈杲只好走过去把边远地区领导同志的亲笔信送了过去。顺便，他看清了小伙子那张充满了厌倦和愚蠢的自负的脸。一脸的粉刺和青春疙瘩。
小伙子打开信，略略一看，非常轻蔑地笑了一下，左脚却随着软硬软硬的歌声打起拍子来。录音机和香港“歌星”的歌声，对于陈杲来说也还是新事物，他并不讨厌或者反对这种唱法，但他也不认为这种唱法有多大意思，他的脸上也出现了一个轻蔑的笑容，不自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