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怀着无限沉痛的心情，从《狂人日记》开始，取材于“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尖锐而辛辣地指出封建思想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所造成的“国民性”的痼疾。《狂人日记》借了“狂人”的口说出了几千年的“礼教”——中国封建制度的思想体系——的吃人的本质；他的发狂，正是封建礼教迫害的结果。
《药》的意义更为深远而痛切。“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之一，求“药”以救生命，然而这所谓“什么痨病都包好”的“药”（人血馒头）不但和骗人的巫术一样，并且那据说是“灵效”根源的人血还是一个革命者的血，也就是为了“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而献出来的血！在这里，鲁迅的悲愤是双重的。他既痛心于民众之受封建思想的毒害而未觉醒，也批评了当时(辛亥革命前夕）的革命运动之脱离了民众。后来鲁迅自己说明《药》的意图道：“因为那时（“五四”运动时期）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而且也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所以“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被杀的革命者）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这也就是说，《药》的深远的寄托不在于那个“花环”而在于表现在整篇的深刻的矛盾。鲁迅根据他自己目击的辛亥革命的失败经验，借《药》的故事指出了一个真理：革命思想如果不掌握群众，那么，先驱者的血恐怕只能被当作“人血馒头”的材料罢了；而要使群众接受革命思想，就先得打开他们思想上的枷锁，使他们睁开眼看——用鲁迅自己的话，就是“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就是“改变他们的精神”。
《阿Q正传》就是在更大的规模、更深远的意义上，来揭露“国民性”的痼疾的。就经济地位而言，阿Q是个劳动人民，然而在阿Q身上，除了劳动人民的一些品性而外，还有不少的封建阶级的思想意识，而这些思想意识恰恰又成为阿Q的精神上的枷锁和麻醉剂；但即使这样，当中国发生了革命时，阿Q便做了革命党，然而又“不准革命”，终于被摇身一变的假革命的新贵们拿去作为“示众”的材料。这就不但是阿Q个人的悲剧，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有人以为阿Q终于做革命党是不符合于阿Q的性格的。一九二六年，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里，曾经这样答复：“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这最后几句话，暗指着当时就要到来的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鲁迅对于那一次革命是并不乐观的，甚至于悲观。这且留在下节再说。
阿Q这典型，如果只作为雇农来看，阿Q的故事，如果只作为反映辛亥革命的失败来看，那就不能够说明它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在旧社会中，所谓“阿Q相”是普遍存在的；从“衮衮诸公”到“正人君子”（伪善者），知识分子，市民，乃至劳动人民，都是或多或少地有几分阿Q的“精神品质”。因为，所谓“阿Q相”者，其构成的因素不是别的，而正是阶级社会的剥削制度所产生的等级观念和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再加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媚外成性的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当《阿Q正传》在报上连续刊登的时候，有些“正人君子”（伪善者）和高贵的绅士们，惴惴不安，都以为是骂到了自己。他们这惴惴不安实在是有理由的，因为在阿Q这面镜子里正照出了他们的嘴脸。认真说来，即在今天的我们，怕也不敢完全肯定地说：阿Q这面镜子里没有自己的影子。即使只是淡淡的一个影子，也到底是影子呵！这是因为，社会制度虽然改变了，旧社会旧制度所产生的思想意识的残余，却不能够马上在人们脑子里消灭的。
毋庸讳言，《阿Q正传》的画面是相当阴暗的，而且鲁迅所强调的国民性的痼疾，也不无偏颇之处，这就是忽视了中国人民品性上的优点。这虽然可以用“良药苦口而利于病”来解释，但也和鲁迅当时对于历史的认识有关系。鲁迅曾经在另一篇文章中引用他的一个朋友的话而表示同情：历史上中国人只有做稳了奴隶和求为奴隶而不得这样两个时代。这显然对于中国历史上人民的作用，估计太低了。但说这样话时的鲁迅，有的是愤激，是苦闷，而绝不是消沉。正如他在《野草》中所表现的内心思想一样，尽管有矛盾，苦闷，而并不消沉。他还是坚决地战斗着，同时也不懈不怠地追求着真理。这正是鲁迅之所以成其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