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创与因袭
旧文学最显明的弊病是因袭与模仿。新文学革了旧文学底命，自当脱胎换骨，一新面目，才算是有出息。可是，两三年来，虽也有几个力去陈言，戛戛独造的作家，许多人总还不免有因袭与模仿的旧病。只因作品量还不多，相因相仿之处没有显露，那些作者也还知自重，不肯在作品里全抛了自己：所以不大发觉。现在作品日感，辗转承袭，痕迹易显；更有那贪便宜的，专以堆砌、模拟为事，每况愈下；因而现象很觉不好，仿佛要走还原路。近来有好些作品里，竟是空得一无所有，除掉那流行的滥调和做作出来的别人底风格。这种东西，只好装装幌子罢了，配说是创作么?我叹息，也惊奇：文学难道也有遗传性么?
进化底原则普遍于人事，文学艺术自然也随时迁善。就以用词与表现式而论，固然不能全无所凭依，但能避熟就生处，总以不落常套为是。用词与表现式以新鲜活泼为贵；活泼，才有“意绪”可寻，才能引起读者强烈或微渺的兴趣。文学底美虽不全靠这个，但这个至少是它的一个主要成分。不过所谓新鲜、活泼，也是相对的说法；因为无论怎样新鲜、活泼的词，用得太熟，也将失了刺激性，不复耐人寻味。这就是所谓滥调。滥调所以不好，便只因它不能动人。古文为甚么无味呢?也只因陈陈相因的滥调多罢了。所以文学贵在“创作”，文学不能不忌同求异。人家用过的，我固不必去拾唾余；就是我自创的，被别人或自己用熟了时，也得割爱。所以文学上的“创作”，又该是绵延不绝的。但是现在的新文学如何呢？在前两年里，还有些新创的词和调子，现在似乎很少。近来作品里，满眼差不多都是些早已有了的东西；他们大概以为有了这些，已经一生吃着不尽，只消写就是了。可是这种堆砌运动，不太嫌不经济么？以新诗而论，近来最流行的有“自然”，“大自然”，“宇宙”，“爱”，“美”，“生命”，“诗人”，“上帝”等字样。作者尽管将这些伟大的字眼向他诗里塞，不管它容受得下否。讥讽旧诗的，以为不过是些风、花、雪、月等字眼；有了风、花、雪、月，好歹总是诗了。现在我们也可以说，有了“自然”、“大自然”等，好歹总可填成一首新诗了；却也只剩“自然”、“大自然”等几个词头了！这些词头在初用时，确有很新鲜的意义：便在现在，若用在新鲜的调子里，也还可以耐人寻思。可是有些新诗人们，一味将他们放在刻板的表现式里，所以便觉千篇一律，了无意趣。这样箭降亩西，果能算是文学么?和古文相去又几何呢？
真正的作家必有他自己独具的风格，在他的作品里，必能将他的性格精细地透映出来。文学所以能动人，便在这种独具的风格。风格底高下，大概凭着天才底高下，不能十分勉强。最好因其自然，尽量发展，不必助长。若要去拟去仿张大家、王大家，那一定是“画虎不成”。正如男人扮了女人，任是怎样驯熟，总不免有些扭扭捏捏，装腔作势；想将别人底风格移到自己文章里，任你手段怎样高妙，也免不了有做作气。明知吃力不讨好又何必白费心呢？古文为什么没甚进步？也只因一班文人，只想摹古人底词调，偷古人底风格，却不能自立门户；白操了心，学古人总不及古人，反倒埋没了许多进取底可能性。这真是可惜的事。现在人们晓得古人不足，也不能仿了，却又去模仿时人。好古与趋时正是一件事底两面，都是忘了自己。自己底性格，自然比别人的容易体会些，也容易表现些：却偏去仿别人底，去表现别人底：这真是所谓“好奇”了!我想若是没有力量表现自己，便不做文章，也好藏拙，又何苦这样出乖露丑?若是有力量呵，你有你的路，又何必和别人胡缠，耽误了自己的前程呢?
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说别人用惯或用过的东西，我们一概屏弃不顾。那是做不到的，因为谁能完全离开过去的影响而有所建立呢?我们只不要生吞活剥罢了。至于将他们消化，以供己用，原是极好，也是必要的。因为消化以后，他们已不是谁们的而是我的了。我说“创作”，也得先有了这消化了的材料，才行。
朋友们，弃了你们储蓄的滥调，抛了你们做作的腔势，自出心裁地去“创作”罢!
(原载1922年1月4日《时事新报》副刊堆У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