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来试马出南关，万树银花照两间。
昨夜挂枝劳玉手，藐姑仙子下天山。
照气候说，新疆兼有寒带、温带以及亚热带的气候。天山北麓是寒带，南麓哈密、鄯善一路（吐鲁番因是一个洞，作为例外）是温带，而南疆则许多地方，终年只须穿夹，是亚热带的气候了。但橘、柚、香蕉等，新疆皆不产，或者是未尝试植，或者也因“亚热带”地区，空气太干燥之故，因为这些终年只须穿夹的地方，亦往往终年无雨，饮水、灌田的水，都赖天山的万年雪融化下来供给人们。除了上述数种水果外，在新疆可以吃到各种水果，而尤以瓜、苹果、葡萄、梨、桃为佳。瓜指甜瓜甜瓜，即南方所谓香瓜。，种类之多，可以写成一篇文章；“哈密瓜”即甜瓜之一种，迪化人称为甜瓜，不称为哈密瓜。这是大如枕头的香瓜，惟甜脆及水分之多，非南方任何佳种香瓜所可及。此瓜产于夏初，窖藏可保存至明年春末；新疆人每谓夏秋食此瓜则内热，惟冬日食之则“清火”。苹果出产颇多，而伊犁之二台所产最佳，体大肉脆，色味极似舶来的金山苹果，而香过之。二台苹果熟时，因运输工具不够，落地而腐烂于果林中者，据云每每厚二三寸，在伊犁，大洋一元可购百枚；惟运至迪化，则最廉时亦须二三毛一个。
梨以库车及库尔勒所产最佳，虽不甚大，而甜、脆、水分多，天津梨最好者，亦不及之。梨在产地每年腐烂于树下者亦不可胜计，及运至迪化，则每元仅可得十枚左右。南疆植桑之区，桑椹大而味美，有黑色白色两种；惟此物易烂，不能运至他处。据言当地维族人民之游手好闲者，每当桑椹熟时，即不工作，盖食桑椹亦可果腹；桑椹在产地，人可随意取食，恣意饱啖，无过问者。
初到哈密，见有“定湘王”庙，规模很大，问了人，才知这就是城隍庙。但新疆的城隍何以称为“定湘王”，则未得其解。后来又知道凡汉人较多的各城市中都有“定湘王”庙，皆为左宗棠平定新疆以后，“湖湘子弟”所建；而“定湘王”者，本为湖南之城隍，左公部下既定新疆，遂把家乡的城隍也搬了来了。今日新疆汉族包含内地各省之人，湘籍者初不甚多，然“定湘王”之为新疆汉族之城隍如故。
迪化汉族，内地各省人皆有，会馆如林，亦各省都有；视会馆规模之大小，可以约略推知从前各该省籍人士在新省势力之如何。然而城隍庙则仅一个，即“定湘王庙”是也。每年中元节，各省人士追荐其远在原籍之祖先，“定湘”庙中，罗天大醮，连台对开，可亘一周间。尤为奇特者，此时之“定湘王”府又开办“邮局”，收受寄给各省籍鬼魂之包裹与信札；有特制之“邮票”乃“定湘王府”发售，庙中道士即充“邮务员”，包裹信札寄递取费等差，亦模拟阳间之邮局；迷信者以为必如此然后其所焚化之包裹与信札可以稳度万里关山，毫无留难。又或焚化冥镪，则又须“定湘王府”汇兑。故在每年中元节，“定湘王府”中仅此一笔“邮汇”收入，亦颇可观。
昔在南北朝时，佛法大行于西域；唐初亦然，读三藏法师《大唐西域记》已可概见。当时大乘诸宗皆经由西域诸国之“桥梁”而入东土，其由海道南来者，似惟达摩之南宗耳。但今日之新疆，则除蒙族之喇嘛外，更无佛徒。汉人凡用和尚之事，悉以道士代之。丧事中惟有道士，而佛事所有各节目，仪式多仍其旧，惟执行者为道士而已。蒙族活佛夏礼瓦圆寂于迪化，丧仪中除有喇嘛诵经，又有道士；省政府主席李溶之丧，道士而外，亦有喇嘛数人。
伊斯兰教何时始在新疆发展而代替了从前的佛教，我没有作过考据，然而猜想起来，当在元明之交。道士又在何时代行和尚职权，那就更不可考了，猜想起来，也许是在清朝季世汉人又在新疆站定了脚跟的时候。但当时何以不干脆带了和尚去，而用道士，则殊不可解，或者是因为道士在宗教上带点“中间性”罢？于此，我又连带想起中国历史上宗教争论的一段公案。南北朝时，佛法始来东土，即与中国固有之道教发生磨擦，其间复因北朝那些君主信佛信道，时时变换，以至成为一件大事。但自顾欢、慧琳、僧绍、孟景翼等人一场无聊的争论以后，终于达到“三教”原是“一家”的结论；然而这种论调，也表示了道教在当时不能与佛教争天下，故牵强附会，合佛道为一，又拉上孔子作陪，以便和平共处；故当时释家名师都反对之。不谓千年以后，伊斯兰教在西域既逐走佛徒，和尚们遗下的那笔买卖，居然由道士如数顶承了去，思之亦堪发噱。
然道士在新疆，数目不多，迪化城内恐不满百，他处更无足论。普通人家丧事，两三个道士便已了事。此辈道士，平日几与俗家人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