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完全是出自于一个真正有教养人的经验之谈。它表明，要想成为真正有修养的人须具有什么样的精神，什么样的品格以及什么样的心态。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首先应对其研究的对象倾注全部的、无私的爱。而只有钟情于学，他才能明白其所学。现在人们正大肆谈论着已经声名狼藉的中国古代教育体制的缺点，可就我根据孔子的经典来看，它还是有其优点的。在古代的教育体制下，某位学生如果能有幸成为一名真正的受过教育者，那么他一定是一名君子，是一名真正具有思想修养的人。而当人们谈及引进到中国的新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制度时，我心中对此表示怀疑。理雅各博士在谈到乾隆年间，预备出版带注解的、由许多鸿儒参加编纂的巨大典籍时，曾说：“外国人不应小瞧中国的博学之┦俊—中国古代学馆的鸿儒们——他们自身已证明他们对文化拥有献身精神。”可是，新的体制培养出来的或钟情于“新体制”的有知识的人——像曾参加过科举考试、荣膺过“状元”头衔的现任农贸部长张謇，他现在也是新体制的重要支持者——对文化却已完全丧失了热情，只是对铁道、采煤、探油、兑换业务，即只是对那些能带来现钞的东西怀有巨大兴趣。
中国古代的饱学之士，虽然难免有着自身的不足，但他们或多或少地都具有一些高雅的情趣。他们厌恶大型的聚会——有茶、点心及饮料在一个偌大的厅堂里举行的大型聚会。人们从没有听说过古学馆的鸿儒们在掌声四起、彩旗飘扬、面向公众、人头攒动的聚会大厅里做报告。古学馆的鸿儒们只是从其志同道合的朋友中获得快乐；这些朋友很少是精心挑选的，而是从远方慕名而来拜访的朋友。古代学馆的儒生们仰慕孔子。他们学习研究孔子，力争理解并按照他的学说去做。但他们却并不想建立孔教会，并不会自己高呼并试图使别人也一道高呼“孔子!孔子!”在古学馆的儒生们看来，儒教是一种宗教，就像一位英国绅士在回答一位太太问他皈依何种宗教时说的“所有有理性的人的宗教”。“可是，请问，这样的宗教是什么呢？”那位太太又道，绅士回答说：“就是一种所有有理性的人对此达成默契、决不谈论的宗教。”
事实上，由于“新学”的引入，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上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孔子在《礼记》中说：“我听说，来与学是一种很好的享受，但从未听说过，去与教是一种很好的享受。”古学馆的学子们只希望去学习，并致力于不断使自己的学识与修养日渐深厚，臻于完美。而“新学”却希望去教导别人，只是致力于并渴望阐释所有的欲望，去宣布他们发现的“新学”、他们的体制、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哲学、心理学或宗教。如果古代学馆的儒生们谈论起“Erziehung”，他们用“学问”二字，意指学习与探求。可“新学”下的学生们却改变了“Erziehung”的表达，他们称之为“教育”，意指“教与育”。例如北京政府的教育机构现在就叫做“教育部”（教与育的机构），取代了学部（学习的机构）。
人们也许要问，一个名字能造成什么样的区别？其区别在于，古代学馆的儒生们只是为了自己增长才能而学习，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就着昏黄的油灯，三更灯火五更眠，学习和研究古代的美德与智慧，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就能学到真知识，并拓展心胸。为了达到华兹华斯在《远行》中所写的：“关于天、地、人”的境界。这是一位真正的博学之士应当了解和具备的知识。
可是“新学”下的学生却不效法此道，即不是三更灯火五更眠，就着油灯研习古往的智慧和美德，而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涌向电灯明亮的孔教会大厅，慷慨激昂地向人们讲述怎样建立一个完美的儒家教育体制，或者找到灯光明亮的基督教青年会聚会大厅，去做报告，向人们讲授怎样使每个人在社会公德方面像作报告的人一样臻于完美！亨利·诺曼（Henry Norman）先生在他所写的关于《新的日本》一书的某章中，称日本是“一个学校中的民族（好学的民族）”。对于“新的中国”，我恐怕，人们还不能称之为一个好学的民族。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对于新的中国，只能说，这个民族建立了许多学校，建造了许多昂贵的校舍，但这只是为了别人受教育，而不是为了自己受教育。
英国诗人科伯（Cowper）在谈起他那个时代的某位布道士时，曾对主教充满激情地说过下列的话：
哦，你们头戴圣冕，
保护教会!可你们却不把
同样有力的双手放在那些
既不能教又不愿学的人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