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莱尔描述耶稣会创始人伊格内图斯·罗耀拉时，说道：“（他是）一个年轻的西班牙下级贵族，带有嗜欲的比斯加亚血统，其特点是厚颜无耻，好色荒淫，公然无道，尤其是欲望极强。在他看来，这个宇宙就是一个饮食店，里面有大蒜，有牙买加胡椒，还有不幸的女人和其他调味品，再加上一些配菜，专供大胆的人去满足欲望。除此之外，宇宙间就只剩下谣言和空谈了。在这样的人生哲学和人生实践中，伊格内图斯已度过了差不多三十年。”
袁世凯早年在他的故乡河南项城，也是在上述人生哲学和亲身实践中混日子，一直到他身无分文，完全破产为止。他的朋友们乐于打发这个年轻的无赖，于是借给他赴朝鲜的旅费，在那里，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他成了吴（长庆）将军帐下吃闲饭的随员。不过，袁世凯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无赖，却并非没有能力和能量。他逐渐地向上爬，后来得到李鸿章的保荐，被任命为“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就这样，他成为天津李鸿章腐败的寡头政治集团中最年轻的成员。
五
同英国的约瑟夫·张伯伦一样，中国的袁世凯也是一个暴发户和骤起的新贵。暴发户和新贵的标志是狂妄自大，不可一世。这一点，凡是与袁世凯所宠爱的留过洋的中国人打过交道的外国人都能看到，这些人生活奢侈，趾高气扬，他们的主要特征┦恰—狂妄自大，不可一世。北京的中国文人学士称天津袁世凯的党徒为票党——狂妄自大党。两年前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次，一个督察院的官员在街上与我同行。当他看到袁世凯口衔金烟嘴，叼着香烟，乘着新式洋马车，后面跟着耀武扬威的侍从马队，浩浩荡荡地从旁经过时，情不自禁地向我诵起《诗经》里的如下诗句：
骄人好好，
劳人草草，
苍天苍天，
视彼骄人，
矜此劳人。
事实上，袁世凯是在有意模仿满族人荣禄的气魄；天津和北京的许多外国人，都错把袁世凯的这种狂妄自大，当成了荣禄的那种真正的气魄。已故的满人荣禄虽有不少缺点，但却是一个生来的贵族，而袁世凯则是一个暴发户和新贵。我曾对袁氏的同党唐绍仪唐绍仪(1860—1938)，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字少川。为避溥仪讳，曾改名绍怡，辛亥革命后恢复本名。曾官费留美七年。曾在朝鲜和天津小站练兵时期与袁世凯共事。1907年出任奉天巡抚，1910年任邮传部尚书。辛亥革命时，充袁世凯内阁全权代表，与民军谈判议和。曾任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与袁不和，愤而辞职。后参加护法军政府，成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府委员。1938年被军统特务刺死。说，袁氏有百万富翁的做派而无百万富翁的钱财。其实，袁世凯装出的气魄或骄狂自大，正是手中并无百万的百万富翁所摆出来的架子。
英国的约瑟夫·张伯伦先生的骄狂，大有助于南非布尔战争的爆发，同样，袁世凯派驻朝鲜时期的骄狂自大，则促使中日战争不可避免。等战争真正打起来的时候，他为自己骄狂的严重后果感到害怕，便逃回天津。说句公道话，天津的李鸿章并不想打这场战争，他对导致战争的那个骄狂之徒、那个过于热心的暴发户十分气恼——因而对逃回天津的袁世凯不理不睬。这样，袁世凯就又一次流落街头，负债破产，只得千方百计四处求人向李鸿章说情，希图重新得到李氏的优遇，他求到了李鸿章寡头政治集团中最有势力的人物盛宣怀盛宣怀(1844—1916)，江苏武进人。字杏荪，号愚斋。早年入李鸿章幕，颇得信任。曾任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局总办。积极协助李鸿章办洋务。一生经办过许多个厂矿企业，1902年因与袁世凯发生冲突，曾失势。后内结奕又复起。辛亥革命前曾任邮传部尚书，但事情毫无结果。从此，他对盛宣怀怀恨在心。后来他升任直隶总督时，便将盛氏所担任的中国电报局总办和轮船招商局督办的职务全部免去。此事是盛宣怀亲口告诉我的。
未能重新进入李鸿章的寡头政治集团，袁世凯便另辟蹊径，去巴结北京的满洲贵族。经过离职回京的程文炳将军，即他那个早期保护人的引见和疏通，他得到了满人荣禄统帅下的新建陆军副统领之职。不过，他在满洲贵族手下立足未稳，李鸿章便垮台了，康有为及其激进派异军突起。袁氏认为时机已到，又赶忙去投靠康有为与激进派。但正如人们都知道的，到最后的紧要关头，他又叛卖了他的雅各宾朋友。此后，他就明确地投身到满洲贵族一派中，与之形成了一个集团，可以称之为“联合党”。如同约瑟夫·张伯伦成为索尔兹伯理勋爵的亲信仆从一样，袁世凯则成了满人荣禄的心腹仆从和走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