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如我所说，当朝廷在庚子事变后回到北京时，中国政府在全民族的支持下，走上了欧化的道路。这里，我想指出的是，目前中国局势的可怕可悲之处在于，当中华民族决心抛弃他们自身的文明，采纳现代欧洲文明的时候，在整个帝国内，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对现代欧洲文明的真正内涵有丝毫的了解。康有为及其中国的雅各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只想通过一个单一的改革行动，仅凭皇帝的一纸“上谕”来欧化中国。若不是已故皇太后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成功地取消其外甥、已故光绪皇帝的统治权，镇压康有为及其雅各宾主义——那么，世人将看到一场可怕的悲剧：整个中华民族就像一个疯子一样行动起来，砸碎自己家中的所有家具，拆毁房子，代之以纸糊的家具和纸房子的假货。
已故皇太后在庚子灾变结束回到北京后，决定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她绝不允许自己或任何别人像其外甥光绪那样行事，即听从康有为与中国雅各宾派居心不良的鬼话，按自己个人的意志颁布法令来改革和欧化中国。作为一个拥有高贵满族天性的满人，她个人对于欧洲文明的方法并没有什么好感。但作为一国之主——在这里，已故皇太后显示了她品德的完美和杰出的政治家风度——作为一国之主——她感到有责任让自己个人的愿望服从于全民族的意志。不仅如此，整个骄傲的满洲贵族也像她一样，出于高贵的满人天性，并不热爱现代欧洲文明的方法。这里，我可以指出，主要是那些暴发的买办阶级和一部分卑劣的文人学士，那些具有粗俗的中产阶级庸人智慧而缺乏像满洲贵族那样高贵天性的人——主要是他们这些暴发户和卑劣的文人士大夫，渴望欧洲文明的物质享受，因而叫嚣要欧化中国。这样，中国已故皇太后不得不以她伟大的人格，强迫骄傲的、生来倔强的满洲贵族服从全民族欧化的意志和命令。但尽管如此，她仍下定决心，每一个欧化中国的改革行动和措施，都不能个人说了算，包括她本人在内，而必须得到全民族充分而自由的认可——如得到代表民族意志的各部大臣，在京的其他名人显要，以及各省总督巡抚的同意才行。简而言之，已故皇太后决定，如果中国非要进行一场革命不可，它将是如伟大的英国公爵威灵顿（Willington）所说的：“一场合乎法律秩序的革命。”非常奇怪，似乎没有人知道中国政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立宪政府。所以如此，我以为乃是由于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代议政体”和“立宪政体”之间存在极大差别的缘故。一个立宪政府，它的执政者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护，按人民的意愿办事；而一个代议政府，它的执政者不仅要得到人民的拥护，按人民的意愿办事，而且人民的认可权还必须从形式上授给那些被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中国，的确从来没有过代议政府，但中国政府又是一个得到人民拥护、反映人民意愿的地地道道的立宪政府。连外国人在受过挫折，吃过苦头之后，也知道在中国，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若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便会一事无成。事实上，中国的宪法是一种“道德上的”宪法，而不是“法律上的”宪法。正如英国宪法一样，后者与其说是一个“法律上的”宪法，还不如说是个“道德上的”宪法。在中国，按照法律，一个地方官虽要服从上司，但在自己的辖地却有绝对的自主权。一旦他违反了道义宪法，不按人们的意愿办事，他的衙门就会被拆毁，脑袋就要搬家。从法律上讲，皇帝的权力也是绝对的，但如果他违反了“道义上的”宪法，人民就会造他的反，他的王座就保不住。简而言之，在中国，人民对于皇帝和官员们的服从，不是一种“法律上的”服从，而是一种“道义上的”服从，是基于道德法律和儒家的“君子之道”。因此，我认为，中国的宪法是一种道德宪法(参见我译作《人生准则》的《中庸》第20章或16章)
但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当人们谈论中国需要宪法时，应该记住，中国的文人学士现在想要和呼唤的不是立宪政府，中国现在已经是立宪政府了，而是“代议”政府。我认为文人学士们不该得到它，并希望他们永远也得不到。因为一旦中国有了代议制政府，中国文人学士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废除中国的上议院。
我指的是满洲贵族，随之而亡的将是满族的高贵品格。在此，我最后要说的是，外国人应像索尔兹伯理勋爵将说的那样：“在中国，要把宝押对(Put their money on the right horse in china)。聪明人，一点即透(Verb.sap.)”。事实上，那些自称为中国的朋友的外国人，不应敦促中国人制定什么宪法，而应把法国人茹伯的这些话说给中国文人学士听：“去呼唤自由魂吧，不要呼唤自由人。道德的自由是至关重要的、必不可少的自由。从属就其自身而言总比独立要好。一个意味着秩序和条理，另一个则意味着孤立的自足。”然而，我不知道，在那些声称是中国的朋友，以给中国带来开化和文明为荣的外国人中，是否有一个人能将我所引用的茹伯的这些话译成中文。从我与那些自称为中国和中国人朋友的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实际情况正如约翰逊博士谈起“爱国主义常常是恶棍的最后逃避所”一样，在中国这儿，无论如何，“对于中国人的友谊，乃是失业的欧洲人最后的避难所”。——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