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个读过上述引文中最末一句的英国人，假如他听从逻辑不通的克劳斯先生的劝告，那么当他想要一张白纸的时候，将不得不对他的儿子说：“孩子，去给我拿张黑纸来。”我想，为了维护那些住在中国、且讲求实际的外国人的声誉起见，当他们来同中国人实际交往的时候，还是应该能够抛弃那类关于东方精神的真正本质的胡言乱语的。事实上，我相信那些同中国人相处得最好的外国人，在中国最成功的人，是那坚持2+2=4，丢掉了约翰·史密斯和克劳斯先生那一套关于东方本质和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a+b=c的理论的人。毫无疑问，当人们记得在那些过去的日子里，即在阿瑟·史密斯写他那本《中国人的特性》之前的日子里，大英商行的老板或经理如查顿、马地臣查顿(William Jardine，1784—1843)、马地臣(James William Matheson，1796—1878)：二人均为鸦片战争前来华经商致富的英国大商人，怡和洋行的合伙创办者。不过他们致富，并非如辜鸿铭所说，是因为与中国人相处得好，而主要是他们从事一本万利的罪恶的鸦片贸易的缘故。和他们的中国买办买办：在中国被外国洋行雇佣的、充当他们与中国商人之间的媒介之代理人。——原注之间的关系，总是那样的彼此相亲且代代相传的时候，当人们记住这一点的时候，他们会倾向于考虑，在坚持2+2=4的西方商人与怀着那套a+b=c的东方本质理论和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聪明的约翰·史密斯之间，究竟哪一种做法更好？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那么，吉卜林吉卜林(Kipling，1865—1936)：英国作家、诗人，生于印度。主要作品有《吉姆》、《营房歌谣》等。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那句“东就是东，西就是西”的名言，就一点道理也没有吗？当然有的，当你与2+2=4打交道的时候，可说存在极少或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只有当你面临诸如a+b=c这样的问题时，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才存在许多的差别。然而要解答东西方之间的那个a+b=c的方程，一个人必须具备高等数学的真本事。今日世界之不幸，就在于对远东问题中a+b=c的方程的解答，掌握在那不仅统治着大英帝国，而且还与日本结盟的约翰·史密斯手里，——那个约翰·史密斯甚至连代数问题的基本原理也一窍不通。在东西方之间，对a+b=c式方程的解答是非常复杂和困难的问题。因为其中存在着许多未知数。不仅东方的孔子、康有为先生和端方总督之间有着不同的理解，而且在西方的莎士比亚、歌德和约翰·史密斯之间也存在着差别。实际的情况是，当你专门解答a+b=c的方程时，你将发现在东方的孔子与西方的莎士比亚和歌德之间，只存有微乎其微的差别；而倒是在西方的理雅各博士和西方的阿瑟·史密斯牧师之间，反而存在着大量的不同。对于这一点，让我来举一个例子具体说明一下。
那个阿瑟·史密斯牧师，在谈到中国的历史时说道：
“中国的历史悠久而古老，不仅表现在他们总是企图回归到那衣不蔽体的时代作为出发点，而且表现在那没完没了的停滞和混浊不堪的倾向。附寄于其内心的不仅有过去年代那极为呆板单调的生活，而且有木头、干草和稻麦桩之类的一切过去的流水账，难道除了这个相对过时的种族还有谁能形成或读到这样的历史吗？难道不只有中国人的记忆才能将这样的历史贮藏在他们宽敞的肚子里吗？”
下面，让我们来听听理雅各博士在同一个论题上是怎么讲的。理雅各博士在谈到中国23个正统王朝的历史时，说道：
“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民族能有如此完整贯通的历史；就其整体而言，它是值得信赖的。”
在谈到另一本巨大的中国文学集时，理雅各博士又说：“按照我原来的推想，这部巨著是不会出版的。但实际上，在两广总督阮元的督查和资助下（还有其他官员的协助），它在乾隆最后当朝的第九年这里原文时间上恐有误。因为乾隆1796年即退位，1799年让嘉庆亲政。上文提到的阮元，是清代著名学者，曾官至两广总督，体仁阁大学士。他在两广总督任上，主编过大型类书《皇清经解》就编定出版了。如此大规模的巨著的出版，显示出在中国高级官员中有一种公益精神和一种对文学的热心。而这一点，是值得私虑重重的外国人好好学习的。”
以上就是我所要表达的意思。即，不仅在东西方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而且即便在西方的理雅各博士、那个能鉴赏出中国官员热心文学的学者，和西方的阿瑟·史密斯牧师、那个为中国的约翰·史密斯所爱戴的人之间，也同样存在着许多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