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外头去走一会儿，”他忽然站起来说。
“好，”我只说了一个字，并没有跟着他出去。我觉得疲倦，坐在软软的沙发上，不想再动一下。
我还以为他会再进房来。可是过了半点多钟，却听不见他的声息。后来我走到门外去看，园子里也没有他的影子。他已经走了，应该走远了。
我没有从这个孩子的口中探听出他的父亲的故事，我感到寂寞，我觉得心里不痛快。可是我不想上街，我也不想睡觉。为了排遣寂寞，我把我的全副精神放在我的小说里面。
这一天我写得很多。我被自己编造的故事感动了。老车夫在茶馆门口挨了打，带着一身伤痕去找瞎眼女人。他跌倒在她的门前。
……
“你怎么啦？”女人吃了一惊，她摸索着，关心地问道。她抓到他那只伸过来的手。
“我绊了跤，”车夫勉强笑着回答。
“啊哟，你绊到哪儿？痛不痛？”她弯下身去。
“没有伤，我一点儿也不痛！”车夫一面揩脸上的血迹，一面发出笑声。可是泪水已经顺着脸颊流下来了。
……
这两个人仿佛就在我的眼前讲话。他们在生活，在受苦。他们又拿他们的痛苦来煎熬我的心。正在我快受不了的时候，老文忽然气咻咻地跑进房来报告：“有预行了。”据他说这是本年里的第二次预行警报。我看表，知道已经是三点十分，我料想敌机不会飞到市空来，但是我也趁这个机会放下了笔。
我问老文，老爷、太太走了没有。他回答说，他们吃过午饭就陪姑太太出去买东西，现在大约在北门外“绳溪花园”吃茶，听竹琴。他又告诉我，虎少爷上午到学校去了还没有回来。我又问他公馆里的底下人是不是全要出城去躲警报。他说，放了“空袭”以后，公馆里上上下下的人都走，只有李老汉留下来看家。李老汉一定不肯跑警报，也没有人能够说服他。
我还同老文谈了一些闲话，别了许久的空袭警报声突然响起来了。
“黎先生，你快走罢，”老文慌张地说。
“你先走，我等一下就走，”我答道。我觉得累，不想在太阳下面跑许多路。
老文走了。园子渐渐地落入静寂里。这是一种使人瞌睡的静寂。我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我睁开眼睛，还是听不见人声。
我站起来。我的疲倦消失了。我便走出下花厅，在门前站了一会儿，注意到园里的绿色更浓了。我又沿着石栏杆走出了园子。
我走到大门口，李老汉安静地坐在太师椅上。街上只有寥寥几个穿制服的人。
“黎先生，你不走吗？”李老汉恭敬地问道。
“我想等着放‘紧急’再走，”我说着便在太师椅对面板凳上坐下来。
“放‘紧急’再走，怕跑不到多远；还是早走的好，”他关心地劝我。
“走不远，也不要紧。到城墙边儿，总来得及，”我毫不在乎地说。
他不作声了。但是我继续往下说：“李老汉儿，请你对我讲真话。你们三老爷究竟为什么要走？为什么不肯让我们送他进医院？他为什么不肯回家去？”我这次采用了单刀直入的办法。
他怔了一下。我两眼望着他，恳切地说下去：“我愿意帮忙他，我也愿意帮忙你们小少爷。你为什么还不肯对我讲真话？”
“黎先生，我不是不讲真话。我今天上午讲的没有一句假话。”他的声音颤得厉害，他低下头，不看我。我知道他快要哭了。
“但是他为什么会弄到这样？为什么要苦苦地糟蹋他自己？”我逼着问道，我不给他一点思索的时间。
“唉，”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黎先生，你不晓得，人走错了一步，一辈子就算完了。他要回头，真是不容易。我们三老爷就是这样。他的事情我一说你就明自。他花光了家产，自己觉得对不起一家人，后来失悔得不得了，又不好意思用儿子的钱，就藏起来，隐姓埋名，不肯让家里人晓得，却偏偏给小少爷找到了。小少爷常常送钱给他，送饮食给他，折花给他，小少爷在我们公馆里头折的花就是给三老爷送去的，三老爷顶喜欢公馆里头的茶花。”
我知道李老汉讲的不全是真话，他至少隐瞒了一些事情。但是我并不放松他，我接着又问一句：
“你们三太太跟大少爷怎么不管他呢？”
李老汉把头埋得更深一点。我以为他不会回答我了。我默默地坐在他的对面，我的眼光掉向着街心。几个提包袱、抱小孩的行人从门前走过。我听见一个男人的粗声说：“快走！敌机来啦！”其实这时候还没有发紧急警报。
李老汉抬起头来，泪水还顺着他的脸颊滚，白胡须上面粘着的口水在发亮。
“这件事我也不大明白。大少爷自来就跟三老爷不大对。卖公馆那一年，大少爷毕业回省来刚进银行做事。三老爷在外头讨姨太太租小公馆已经有好几年，三太太拿他也没有办法。大少爷回来常常帮三太太跟三老爷吵。不晓得怎样三老爷就搬出来了。大少爷也不去找他，只有小少爷还记得他父亲，到处去找他，后来才在街上碰到。三老爷住在大仙祠。小少爷就一直跟到大仙祠，三老爷没有办法，才跟小少爷讲了真话……”
我不敢看李老汉脸上的表情。我只是注意地听他讲话。忽然警报解除了。他也闭了嘴。他这段话给我引起了新的疑问。我还想追问他，可是他站起来，默默地走到大门外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