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之家。巴金在成都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1914年母亲的病逝以及1917年父亲的相继病故，结束了他快乐的童年，也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大激变。
父亲的死，使巴金逐渐看到封建大家庭温情脉脉面纱下的互相倾轧，感受到了封建家庭“专制”的压迫，这对巴金以后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更是唤醒了巴金。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在‘五四’运动后我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时候，面对一个崭新的世界，我有点张皇失措，但是我也敞开胸膛尽量吸收，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东西，我都一下子吞进肚里。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我都爱；旧的、落后的东西我都恨。”(《巴金选集·后记》，《读书》1979年第2期）。而最先打开少年巴金心扉的是克鲁泡特金宣传无政府主义理想的小册子《告少年》，廖亢夫描写俄国革命青年反抗沙皇统治而英勇献身的话剧《夜未央》。这些书和“五四”时期的一些进步书刊一起激发了少年巴金对“梦景中的英雄”和“终身事业”的追求。1920年9月，巴金和他的三哥一起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21年参加秘密青年团体“均社”，自称是“安那其主义者”。1923年春末又随三哥一起离开成都，赴上海、南京、北京等地求学。1927年，巴金为了进一步对无政府主义进行研究而离开上海赴法国学习，沿途写下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海行杂记》。但在法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巴金并没找到真正的出路，却看到他“梦境中的英雄”们的政治活动屡遭失败。理想受到的打击和心灵的苦闷促使巴金拿起了手中的笔，把他的爱和恨倾泻在文学创作中并以此为武器，于是产生了1928年的《灭亡》。从此以后，巴金再也没有离开过文学创作这条路。
巴金的文学创作横跨现代、当代两大时期。从1928年《灭亡》起到建国前约二十年的时间，巴金写了20多部中、长篇小说，70多篇短篇小说，以及大量的散文随笔和外国文学译作。其影响最大的是小说创作，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创作。他的中、长篇创作与茅盾、老舍、沈从文的中、长篇创作一起，构成现代文学中、长篇小说的艺术高峰。建国后，他的创作重心由小说转向散文，及至1979年后，《随想录》的写作又掀散文创作的高潮。
巴金的作品，是中国新文学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艺术世界的核心是“感情”，是“爱”与“憎”感情潜流的交替。这“感情”有别于郁达夫笔下作为个体的人从麻木中觉醒过来后所体验的孤独、迷惘与苦痛，其特质是“不平”。这“不平之鸣”针对的正是他所深深领教过的压迫、束缚人的“制度”。他自己就说过“我曾说我鞭挞的是制度”。但和茅盾不同，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冷静、客观的制度“解剖师”，他是以炙热到似乎无法遏制的情绪的融铸来代替冷静的分析、不露声色的讽刺。巴金正是以这淹没一切的感情热烈地拥抱人生和时代的大问题，以纯洁的理想主义精神震撼了青年的心。他侧重的是“情绪化”、“人格化”的制度，这种制度经过了千年的积淀，早已化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个细节，化为笼罩于整个城市、笼罩于从《家》与《憩园》中的豪宅大院直到《寒夜》中的小门小户之上的挥之不去的生活氛围，好像一张无形的网，压抑着无形的感情。而要挣脱这无形的网，就必须以同样无形的生命洪流与青春之火去冲破它、焚毁它。在他的“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等早期作品中，越要挣脱，就越感到压抑，感到这张“网”的束缚令人窒息，于是最后在高潮中爆发：“挣脱”的力量压过了“束缚”的力量，因此作品洋溢着青春的激情；而到了《寒夜》《憩园》，外界的无形之网无形之黑暗最终阻滞了主人公的生命洪流，泯灭了主人公的青春之火，因此显现出阴郁、压抑的风格。特别是《憩园》，外在的制度已经深入人的骨髓，成为杨老三、姚氏父子的自我束缚，而他们都终于没能挣脱这种自我束缚，造成了人生的悲剧。这实际上是在探讨人类悲剧的自我根源，因此显现出忧婉伤感的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