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员返杭后数月，杭州报纸上给我起了一个诨名，叫做“三不先生”。那记者说，我在战前是“三湾先生”，因为住过石门湾，江湾，杨柳湾（嘉兴）；胜利后变了“三不先生”，因为不教书，不讲演，不宴会。（见卅六〔1947〕年五月某日《正报》）
三不先生这诨名，字面上倒也很雅致，好比欧阳修的六一居士之类。但实际上很苦，决不如欧阳修的“书一万卷，金石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人一个”的风雅。我的不教书，不讲演，实在是为了流亡十年之后，身体不好，学殖荒芜，不得已而如此。或有人以为我已发国难财或胜利财，看不起薪水，所以不屑教书，那更不然。我有子女七人，四人已经独立，我的担负较轻；而版税画润所入，暂时足以维持简朴的生活，不必再用薪水，所以暂不教书，这是真的。至于不宴会，我实在是生怕宴会之苦。希望我今生永不参加宴会。
宴会，不知是谁发明的，最不合理的一种恶剧!突然要集许多各不相稔的人，在指定的地方，于指定的时间，大家一同喝酒，吃饭，而且抗礼或谈判。这比上课讲演更吃力，比出庭对簿更凶！我过去参加过多次，痛定思痛，苦况历历在目。
接到了请帖，先要记到时日与地点，写在日历上，或把请帖揭在座右，以防忘记。到了那一天早晨，我心上就有一件事，好比是有一小时教课，而且是最不欢喜教的课。好比是欠了人钱，而且是最大的一笔债。若是午宴，这上午就忐忑不安；若是夜宴，这整日就瘟头瘟脑，不能安心做事了。到了时刻，我往往准时到场。并非励行新生活，却是俗语所说，“横竖要死，早点爬进棺材里。”可是这一准时，就把苦延长了。我最初只见主人，贵客们都没有到。主人要我坐着，遥遥无期地等候。吃了许多茶，许多烟，吃得舌敝唇焦，饥肠辘辘，贵客们方始陆续降临。每来一次，要我站起来迎迓一次，握手一次，寒暄一次。他们的手有的冰冷的，有的潮湿的，有的肉麻的，还有用力很大，捏得我手痛的。他们的寒暄各人各样，意想不到。我好比受许多试官轮流口试，答话非常吃力。最吃力的，还是硬记各人的姓。主人介绍“这是王先生”的时候，我精神十分紧张，用尽平生的辨别力和记忆力，把“王”字和这脸孔努力设法联系。否则后来忘记了，不便再问“你到底姓啥？”若不再问，而用“喂，喂”，“你，你”，又觉得失敬。这种时候，我希望每人额上用毛笔写一个字。姓王的就像老虎一样写一王字。这便可省却许多脑力。一桌十二三人之中，往往有大半是生客。一时要把八九个姓和八九只脸孔设法联系，实在是很伤脑筋的一件苦工！我在广西时，这一点苦头吃得少些。因为他们左襟上大家挂一个徽章，上面写出姓名。忘记了的时候，只要假装同他亲昵，走近去用眼梢一瞥，又记得了。但入席之后，围坐在大圆桌的四周的时候，此法又行不通，因为字太小了。若是忘记对座的人的姓，距离大圆桌的直径，望去看不清楚，又不便离席，绕道到对面去检阅襟章。若是忘记了邻座的人的姓，距离虽近而方向不好，也不便弯转头去看他的胸部。故广西办法虽好，总不及额上写字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