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京报副刊》上知道有一种叫《国魂》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说章士钊固然不好，然而反对章士钊的“学匪”们也应该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记得？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不过引起我想到一个题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干的。意思是，中国旧说，本以为人有三魂六魄，或云七魄；国魂也该这样。而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也许是“民魂”罢，我不很能够决定。又因为我的见闻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国全社会，只好缩而小之曰“学界”。
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学界的打官话是始于去年，凡反对章士钊的都得了“土匪”，“学匪”，“学棍”的称号，但仍然不知道从谁的口中说出，所以还不外乎一种“流言”。
但这也足见去年学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学匪。以大点的国事来比罢，太平盛世，是没有匪的；待到群盗如毛时，看旧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当国，即使大打一通官话，那结果也还是“呜呼哀哉”。当这“呜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为盗，所以我相信源增先生的话：“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与强盗，其实是农民革命军。”（《国民新报副刊》四三）那么，社会不是改进了么？并不，我虽然也是被谥为“土匪”之一，却并不想为老前辈们饰非掩过。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但这时候，匪便被称为帝，除遗老外，文人学者却都来恭维，又称反对他的为匪了。
所以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这两种魂：官魂和匪魂。这也并非硬要将我辈的魂挤进国魂里去，贪图与教授名流的魂为伍，只因为事实仿佛是这样。社会诸色人等，爱看《双官诰》，也爱看《四杰村》，望偏安巴蜀的刘玄德成功，也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时候则艳羡官僚，受了官的剥削时候便同情匪类。但这也是人情之常；倘使连这一点反抗心都没有，岂不就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然而国情不同，国魂也就两样。记得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些同学问我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我答道：“造反。”他们便大骇怪。在万世一系的国度里，那时听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们听说父母可以一棒打杀一般。为一部分士女所心悦诚服的李景林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报纸上所传非虚。今天的《京报》即载着他对某外交官的谈话道：“予预计于旧历正月间，当能与君在天津晤谈；若天津攻击竟至失败，则拟俟三四月间卷土重来，若再失败，则暂投土匪，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云。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为中华民国之故罢。
所谓学界，是一种发生较新的阶级，本该可以有将旧魂灵略加湔洗之望了，但听到“学官”的官话，和“学匪”的新名，则似乎还走着旧道路。那末，当然也得打倒的。这来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国魂的第三种。先前不很发扬，所以一闹之后，终不自取政权，而只“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但是，当此连学界也倒走旧路的时候，怎能轻易地发挥得出来呢？在乌烟瘴气之中，有官之所谓“匪”和民之所谓匪；有官之所谓“民”和民之所谓民；有官以为“匪”而其实是真的国民，有官以为“民”而其实是衙役和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时仍不免为“官魂”，这是鉴别魂灵者所应该十分注意的。
话又说远了，回到本题去。去年，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的招牌，上了教育总长的大任之后，学界里就官气弥漫，顺我者“通”，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至今还没有完。但学界却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颜色；只是代表官魂的还不是章士钊，因为上头还有“减膳”执政(B11)在，他至多不过做了一个官魄；现在是在天津“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了。我不看《甲寅》(B12)，不知道说些什么话：官话呢，匪话呢，民话呢，衙役马弁话呢？……
一月二十四日。
（原刊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语丝》周刊第六十四期，后收入《华盖集续编》）《国魂》：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在北京出版的刊物。该刊第九期（1925年12月30日）发表《学匪与学阀》一文，攻击马裕藻一派的“学匪”（马裕藻是署名“七教员宣言”反对章士钊、杨荫榆的女师大教员之一）。《京报副刊》于1926年1月10日发表何曾亮（即周作人）驳斥姜华的《国魂之学匪观》一文。
孝廉：汉朝选用人才的制度，各郡国推举“孝子”和“廉士”做官。
埋儿刻木：古代孝子故事。“埋儿”出自《太平御览》，郭巨为养母而埋儿，在土中得金。“刻木”出自《搜神记》，丁兰丧母后刻木，当作母亲服侍，后获官。
高帽破靴：理学家在服装上打扮得不同于常人，如程颐：“先生常服茧袍，高帽檐劣半寸，系绦。”（《程氏外书》）
帖括：科举考试的文体。唐代考试制度，明经科以“帖经”试士，考生因帖经难记，就总括经文编成歌诀，叫帖括。这里指清代八股文。“且夫”、“然则”，是这一类文字中的滥调。
源增：姓谷，北京大学法文系学生。他在1926年1月20日《国民新报副刊》上发表译文《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此处引文引自该文的译后记。
《双官诰》：戏曲名，原为明代杨善之所著传奇《双官诰》，讲的是守节得善报的故事。
《四杰村》：京剧名，出自清代无名氏著《绿牡丹》，讲的是绿林好汉行侠故事。
李景林：奉系军阀，曾任直隶督军。
顺我者“通”：鲁迅对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的讽语。章士钊于1925年7月25日在《甲寅》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孤桐杂记》称赞陈西滢“陈君本字通伯，的是当今通品”。
(B11)“减膳”执政：鲁迅对段祺瑞的讽语。古代皇帝在发生天灾时，往往减膳表示自责。段祺瑞在各种矛盾和压力下，也表示“引咎自责”。
(B12)《甲寅》：即章士钊主编的《甲寅》周刊。在民初有过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