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儒约翰弥儿所著《自由原理》。(John Stuart.Mill′s On Liberty)有云：
纵观往古希腊罗马英国之史册，人民常与政府争权。其君主或由世袭，或由征服。据政府之权势，其所施行不特不从人民所好而已，且压抑之蹂躏之，民不堪命，于是爱国之义士出，以谓人民之不宁。由于君权之无限，然后自由之义乃昌。人民所以保其自由者，不出二法：一曰限定宰治之权，与君主约，而得其承诺。此后君主若背弃之，则为违约失职。人民出其力以相抵抗，不得目为叛逆是也。二曰人民得各出己意，表之于言论，著之于律令，以保障全体之利益是也。此第一法，欧洲各国久已行之，第二法则近今始发达，亦渐有披靡全地之势矣。
或者曰：在昔专制政行，君主知有己，不知有民，则限制其权，诚非得已。今者民政渐昌，一国之元首，(元首者，兼君主国之君主，民主国之大统领而言。)殆皆由人民公选而推戴之者。可以使之欲民所欲而利民所利，暴虐之事，当可不起。然则虽不为限制亦可乎？曰：是不然。虽民政之国，苟其政府权限不定，则人民终不得自由。何也？民政之国，虽云人皆自治而非治于人，其实决不然。一国之中，非能人人皆有行政权，必有治者与被治者之分。其所施政令虽云从民所欲，然所谓民欲者，非能全国人之所同欲也，实则其多数者之所欲而已。(按：民政国必有政党，其党能在议院占多数者，即握政府之权。故政治者，实从国民多数之所欲也。往昔政学家谓政治当以求国民全体之幸福为正鹄。至硕儒边沁，始改称以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为正鹄。盖其事势之究竟，仅能如是也。)苟无限制，则多数之一半必压抑少数之一半，彼少数势弱之人民，行将失其自由。而此多数之专制，比于君主之专制，其害时有更甚者。故政府与人民之权限，无论何种政体之国，皆不可不明辨者也。
由此观之，虽在民权极盛之国，而权限之不容己，犹且若是，况于民治未开者耶？《记》不云乎：“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也？”故文明之国家，无一人可以肆焉者。民也如是，君也如是；少数也如是，多数也如是。何也？人各有权，权各有限也。权限云者，所以限人不使滥用其自由也。滥用其自由，必侵人自由，是谓野蛮之自由。无一人能滥用其自由，则人人皆得全其自由，是谓文明之自由。非得文明之自由，则国家未有能成立者也。
中国先哲言仁政，泰西近儒倡自由，此两者其形质同而精神迥异，其精神异而正鹄仍同。何也？仁政必言保民，必言牧民。牧之保之云者，其权无限也，故言仁政者，只能论其当如是，而无术以使之必如是。虽以孔孟之至圣大贤，哓音晨谝缘乐，而不能禁二千年来暴君贼臣之继出踵起，鱼肉我民。何也？治人者有权，而治于人者无权。其施仁也，常有鞭长莫及、有名无实之忧，且不移时而息焉。其行暴也，则穷凶极恶，无从限制，流毒及全国。亘百年而未有艾也。圣君贤相，既已千载不一遇，故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若夫贵自由定权限者，一国之事，其责任不专在一二人，分功而事易举，其有善政，莫不遍及。欲行暴者，随时随事，皆有所牵制。非惟不敢，抑亦不能。以故一治而不复乱也。是故言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者，谓政府与人民立于平等之地位，相约而定其界也。非谓政府畀民以权也。(凡人必自有此物，然后可以畀人民权者，非政府所自有也。何从畀之，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亦以天下非天子所能有故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政府若能畀民权，则亦能夺民权。吾所谓形质同而精神迥异者，此也。然则吾先圣昔贤所垂训，竟不及泰西之唾余乎？是又不然，彼其时不同也。吾固言政府之权限，因其人民文野之程度以为比例差。当二千年前，正人群进化第一期，如扶床之童，事事皆须藉父兄之顾复，故孔孟以仁政为独一无二之大义。彼其时政府所应有之权，与其所应尽之责任，固当如是也。政治之正鹄，在公益而已。今以自由为公益之本，昔以仁政为公益之门，所谓精神异而正鹄仍同者，此也。但我辈既生于今日，经二千年之涵濡进步，俨然弃童心而为成人，脱蛮俗以进文界矣。岂可不求自养自治之道，而犹学呱呱小儿，仰哺于保姆耶？抑有政府之权者，又岂可终以我民为弄儿也？权限乎，建国之本，太平之原，舍是曷由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