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任甫，号饮冰子，或署饮冰室主人，人称任公，广东新会人，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其一生经历，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四五岁起接受儒家传统教育，六岁读毕《四书》、《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自称“自十七岁颇有术于中外强弱之迹”。十八岁时，与同学陈通甫赴广州师从康有为，被康有为“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之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的气魄所震慑，“一旦尽失其故垒”。从此，梁启超决然舍弃旧学，随康有为学习经世致用之学(今文经学、史学、西学等)，并协助康有为教授弟子，鼓吹新学，参与康有为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分纂与校勘，从而追随康有为走上了变法维新之路。
1895年4月，在京参加会试的梁启超与康有为一道，悲愤于甲午战败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联络一千三百多名会试的举人，上书清廷，力请变法(史称“公车上书”)，从而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历史序幕。自此，洋务运动以来不断酝酿的政治改革要求付诸实践。随后，梁启超又协助康有为创建强学会，创办刊物《中外纪闻》，与黄遵宪等创办《时务报》，并发表《变法通议》等大量鼓吹变法的文章，使《时务报》“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成为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梁启超亦因此声名大震，成为维新变法的主将之一，时人誉称为“康梁”。1897年11月，梁启超赴湖南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培养维新人才，蔡锷就是其中的学生。1898年初，梁启超入京，随康有为谋划组织保国会；6月，梁启超受光绪召见，被赐六品衔并受命专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6月11日光绪下诏定国事，正式变法。梁启超与康有为等一道，为策划新政做了大量工作；8月，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变法失败，维新志士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康有为逃亡香港，后到日本，梁启超则于9月乘日本兵舰流亡，并于11月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随后又创办《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并游历檀香山、加拿大、新加坡、印度、澳洲等地。这段时期，梁启超仍然坚持保皇的改良主义立场。
第二阶段为辛亥革命前后。大约从1903年起，梁启超因坚持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道路，日益显示出与历史潮流的相悖。此时，孙中山发动的资产阶级革命日趋高涨，于1905年成立了同盟会。对此，梁启超发表《开明专制论》等文，以《新民丛报》为阵地，极力鼓吹君主立宪，反对革命共和，同以《民报》为阵地宣传革命共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展开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激烈论战。1907年梁启超又组织政闻社，全力鼓吹并投入“预备立宪”活动。1908年，梁启超参与策划“国会请愿”，组织立宪派四万人上书，要求三年内召开国会实施立宪，并撰文批评清廷在预备立宪上的“欺罔”行为。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底，流亡十四年的梁启超回国。在此后的七八年内，梁启超仍旧坚持改良主义立场，并先后担任过袁世凯治下北京政府的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并参与组织民主党，稍后又在进步党(由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合并而成)任理事。1915年8月，梁启超撰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袁世凯称帝，并于12月赴云南协助蔡锷发动了讨袁的护国战争。1917年7月，梁启超通电反对张勋复辟，并与支持帝制的康有为决裂，随即与冯国璋、段祺瑞合作，出任段内阁财政总长，并组建了政客集团“研究系”。同年11月，梁启超辞去财政总长职务。自此，梁启超基本结束了政治生涯。
第三个阶段为“五四”时期。1918年12月，梁启超与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人启程赴欧洲，先后游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的20多个名城，并在巴黎写成著名的《欧洲心影录》。1920年3月，梁启超回国，决心放弃政治活动，致力于学术、教育事业。之后，梁启超先后讲学于南开大学、清华学校、东南大学，但主要精力则用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作。1925年9月，梁启超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同时任北京图书馆馆长。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