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到上海，才知道南方谈文艺的朋友有所谓“胡适之体新诗”的讨论。发起这个讨论的是陈子展先生，他主张“胡适之体可以说是新诗的一条新路”。后来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听说是反对的居多。
这真使我“受宠若惊”了!我这十四年来差不多没有发表什么新诗；有时候，偶然写了一两首，或者寄给朋友看看，或者送给办杂志的朋友去填空白，从来没有收集过。我总觉得新诗的运动已有许多新诗人在那儿努力了，用不着我这“缠过脚的女人”去参加了。所以这十四年来，我自己只做自己的诗，好和歹我自己知道，我从不希望别人学我的诗，正如我不希望我自己学别人的诗一样。我万想不到陈子展先生会提出“胡适之体”来讨论，使我又无端挨了不少的骂。
挨骂是小事，子展先生的好意是我应该感谢的。他说：
胡先生呵，你不要说“提倡有心，创造无力”。我很希望你仍旧拿出先驱者的精神，在新诗上创造一种“胡适之体”。这在你的前途上打算似乎不失为一条路，在新诗运动上也不妨做一条路，——许多路中的一条路。便是失败，也可以告诉无数的来者“此路不通”！（《申报·文艺周刊》第六期）
使我感觉兴趣的，是陈子展先生举的“胡适之体”的例子。他举的是我去年在空中写的“飞行小赞”，各报引此诗颇有脱误，我把它钞在下面：
看尽柳州山，
看遍桂林山水，
天上不须半日，
地上五千里。
古人辛苦学神仙，
要守百千戒。
看我不修不炼，
也腾云无碍。子展先生说：
像《飞行小赞》那样的诗，似乎可说是一条新路。老路没有脱去模仿旧诗词的痕迹，真是好像包细过的脚放大的。新路是只接受了旧诗词的影响，或者说从诗词蜕化出来，好像蚕子已经变成了蛾。即如《飞行小赞》一诗，它的音节好像辛稼轩的一阕小令，却又不像是有意模仿出来的。其实《飞行小赞》也是用《好事近》词调写的，不过词的规矩是上下两半同韵，我却换了韵脚。我近年爱用这个调子写小诗，因为这个调子最不整齐，颇近于说话的自然；又因为这个调子很简短，必须要最简炼的句子，不许有一点杂凑堆砌，所以是做诗的最好训练。我向来喜欢这个调子，偶然用它的格局做我的小诗组织的架子，平仄也不拘，韵脚也可换可不换，句子长短也有时不拘，所以我觉得自由的很。至少我觉得这比勉强凑成一首十四行的“桑籁体”要自由的多了！
以上说的只是要指出，子展先生说的“胡适之体的新路”，虽然是“胡适之体”，而不是“新路”，只是我试走了的一条“老路”。我自己走我的路，不管别人叫它新旧，更不敢冒充“创造”。我曾屡次说过：“工具用的熟了，方法练的细密了，有天才的人自然会‘熟能生巧’：这一点工夫到时的奇巧新花样，就叫做创造。”现在有许多人，语言文字的工具还不会用，就要高谈创造，我从来没有这种大胆子。
我藉这个机会，要说明所谓“胡适之体”，如果真有这个东西，当然不仅仅是他采用的什么形式，因为他做的诗并不限于《飞行小赞》这一类用词调作架子的小诗。“胡适之体”只是我自己尝试了二十年的一点点小玩意儿。在民国十三年，我作我的侄儿胡思永的遗诗序，曾说：
他的诗，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注重意境，第三是能剪裁，第四是有组织，有格式。如果新诗中真有胡适之派，这是胡适之的嫡派。我在十多年之后，还觉得这几句话大致是不错的。至少我自己做了二十年的诗，时时总想用这几条规律来戒约我自己。平常所谓某人的诗体，依我看来，总是那个诗人自己长期戒约自己，训练自己的结果。所谓“胡适之体”，也只是我自己戒约自己的结果。我做诗的戒约至少有这几条：
第一，说话要明白清楚。古人有“言近而旨远”的话，旨远是意境的问题，言近是语言文字的技术问题。一首诗尽可以有寄托，但除了寄托之外，还需要成一首明白清楚的诗。意旨不嫌深远，而言语必须明白清楚。古人讥李义山的诗“苦恨无人作郑笺”，其实看不懂而必须注解的诗，都不是好诗，只是笨谜而已。我们今日用活的语言作诗，若还叫人看不懂，岂不应该责备我们自己的技术太笨吗？我并不说，明白清楚就是好诗；我只要说，凡是好诗没有不是明白清楚的。至少“胡适之体”的第一条戒律是要人看得懂。
第二，用材料要有剪裁。消极的说，这就是要删除一切浮词凑句；积极的说，这就是要抓住最扼要最精采的材料，用最简炼的字句表现出来。十几年前，我曾写一首诗，初稿是三段十二行，后来改削成两段八行，后来又删成一段四行：
放也放不下，
忘也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