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光华大学的讲演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前几天光华大学有几位同学叫我来讲演，其实我没有什么可说。不过既然有许多同学希望，那我就答应了！我今天是汽车搬来的，但我很惭愧，觉得自己还没有被汽车搬的价值。
叫做小说的人讲文学是非常困难，因为小说家未必就是文艺家，好比厨子未必能够讲出做菜的原理一样，所以我今天只能够讲一些感想。
我到上海还不过一月样子，也偶然看了一些文学上的作品，我想，此刻虽然有许多号称新文学的作品，其实已经走到了末路。怎么样呢？因为作家所用的种种逃避方法，已经到了无可逃避的地步。这话说起来很长。
在文学界里每每有二种争论：（一）为艺术的艺术，就是向人生逃开；（二）为人生的艺术，就是向人生拉拢。
为艺术的艺术，换言之就是造象牙之塔，于社会上的一切都毫无关系，我做我的塔，一些也不危险的，而且很有趣，所以中国要有这一派。然而有一层，叫为艺术的艺术的人们撞了一个钉子，就是：象牙之塔并不是建筑在很稳固的大陆之上，它好比一所孤悬海中的灯塔，同社会离开很远，同社会毫无关系，有趣当然是有趣的，可是有一天小船不把食物装来，就糟它糕了。象牙之塔亦然，无人送食物来，歌就唱不出来，因为面包没有了！从前北京有许多造象牙之塔的诗人，现在大都已不复存在，就因为面包没有了！然而他们还想逃避社会，想离开社会不讲，讲有趣，讲有趣还不够，于是讲技巧讲韵律讲格式，结果艺术没有内容，内部空虚之后，艺术就只有躯壳了，这是今日文艺界倾向的第一个危机。
还有一个倾向，这一派的人，并不造象牙之塔，自己也在社会里面，社会上的苦痛，他们亦知道。他们知道社会有痛苦，但他们不讲一句痛苦的话。只要是胜利一方面，他们总是歌颂他；只要是失败一方面，他们总是取笑他；只要社会有不幸，他们就快乐，上海有一部分日报就有这一种趋势，他们多用小说的笔法，把杀人的事当作歌颂！
造象牙之塔的人把社会有趣化，拿有趣化来回避现世，可叫社会越弄越沉寂以至于灭亡。尤其可怕的是拿社会的苦痛趣味化，拿苦痛趣味化给人家玩弄，这于社会是非常危险的。象牙之塔只要面包没有就要灭亡，苦痛趣味化是要把民众灭亡，才同时灭亡。
还有一种作家，对于社会组织作不平鸣，这当然是革命的，然而有许多亦往往以革命文学家自居，其实这也不对：诅咒社会，并不能帮助革命，不过是消极的一种表示罢了，实际上诅咒以后，暂时得着快乐，有的人每每骂过以后就好了，暂时的发泄之后，便去睡觉，这样不但不能帮助革命，反而阻碍革命。我在广东，尝说文学家好似打拳卖膏药一般，自以为了不得，其实我对于这些文学价值非常怀疑，所以什么文学建设论一类的主张，我一些也没有，不过我总觉得当旧文学到末路时，终有新的东西出来。
中国文学已入末路之中，新的东西一定要建设的，据我想，应该有一种新的人，他们的思想，完全同我旧式的人不同，于是他们把世界事情发表出来，通过了他们的眼睛，他们的个性也是有的，这一种文学我以为现在还没有，不过将来终非有不可，有了新的人，方有新的思想，还要有新的形式。种种形式，到现在世界已用完，将来终应有新形式的探求，中国还没有探求过，外国已有人去探求，我们希望一定要探求出来一个新形式，可是这个希望连带发生一个问题来了：
还是文学改造社会？还是社会改造文学？
许多文学家说，是文学改造社会，文学不但描写现实，且也改造现实。不过据我看，实在是社会改变文学，社会改变了，文学也改变了。社会怎样改变了呢？我以为还是面包问题，面包问题解决了，社会环境改变了，文学格式才能出来！许多人一定以为我的话太把文学家侮辱，其实实际问题确是如此。
文学家一支笔抵不住帝国主义的枪炮。社会革命在前，文学革命在后。那么，有人要问：诗人为什么可以预言呢？我可以反问：何以他的预言一定要数年以至数十年以后才实现呢？干脆地说，不过诗人的感觉敏锐一些罢了，社会的改革，即使没有诗人也得要起来的，诗人不做诗，想社会革命也是要起来的。
文学家做革命的前驱极其不容易，尤其是在压迫之下，文学家更不能革命。从前我以为指挥刀是指挥兵的，现在我觉得指挥刀也是指挥文学家的。指挥刀在前，文学家在后，什么文学革命，不过受指挥刀的驱使——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