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姨娘叹了口气：
“我十四岁从苏州被人带进了北京，十六岁那什么，四年见识了不少人，二十岁到底还是跟了施大这个老鬼……”
“施大哥今年到底高寿了？”妈打岔问。
“管他多大！六十，七十，八十，反正老了，老得很！”
“我记得他是六十——六十几来着？”妈还是追问。
“他呀，”兰姨娘扑哧笑了，看看我，“跟英子一般大，减去一个甲子，才八岁！”
“你倒也跟了他五年了，你今年不是二十五岁了么？”
“别看他六十八岁了，硬朗着呢！再过下去，我熬不过他，他们一家人对付我一个人，我还有几个五年好活！我不愿意把年轻的日子埋在他们家。可是，四海茫茫，我出来了，又该怎么样呢？我又没有亲人，苏州城里倒有一个三岁就把我卖了的亲娘，她住在哪条街上，我也记不得了呀！就记得那屋里有一盏油灯，照着躺在床上的哥哥，他病了，我娘坐在床边哭，应该就是为了这病哥哥才把我卖的吧！想起来梦似的，也不知道是我乱想的，还是真的……”
兰姨娘说着，眼里闪着泪光，是她不愿意哭出来吧，嘴上还勉强笑着。
妈不会说话，笨嘴拙舌的，也不劝劝兰姨娘。我想到去年七月半在北海看烧法船的时候，在人群里跟妈撒开了手，还急得大哭呢，一个人怎么能没有妈？三岁就没了妈，我也要哭了，我说：
“兰姨娘，就在我们家住下，我爸爸就爱留人住下，空房好几间呢！”
“乖孩子，好心肠，明天书念好了当女校长去，别嫁人，天底下男人没好的！要是你爸妈愿意，我就跟你们家住一辈子，让我拜你妈当姐姐，问她愿意不愿意？”兰姨娘笑着说。
“妈愿意吧？”我真的问了。
“愿——意呀！”妈的声音好像在醋里泡过，怎么这么酸！
我可是很开心，如果兰姨娘能够好久好久地停留在我们家的话。她怎么也说我要当女校长呢？有一次，我站在对街的测字摊旁看热闹，测字的先生忽然从他的后领里抽出一把折扇，指着我对那些要算命的人说：“看见没有？这个小姑娘赶明儿能当女校长，她的鼻子又高又直，主意大着呢！有男人气。”兰姨娘的话，测字先生的话，让人听了都舒服得很，使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爸对兰姨娘也不错，那天我跟着爸妈到瑞蚨祥去买衣料，妈高高兴兴地为我和弟弟妹妹们挑选了一些衣料之后，爸忽然对我说：
“英子，你再挑一件给你兰姨娘，你知道她喜欢什么颜色的吗？”
“知道知道，”我兴奋得很，“她喜欢一件蛋青色的印度绸，镶上一道黑边儿，再压一道白芽儿……”我比手画脚说得高兴，一回头看见坐在玻璃柜旁的妈，妈正皱着眉头在瞪我。伙计早把深深浅浅的绸子捧来好几匹，爸挑了一色最浅的，低声下气地递到妈面前说：
“你看看这料子还好吗？是真丝的吗？”
妈绷住脸，抓起那匹布的一端，大把地一攥，拳头紧紧的，像要把谁攥死。手松开来，那团绸子也慢慢散开，满是皱痕，妈说：
“你看好就买吧，我不懂！”
我也真不懂妈为什么忽然跟爸生气，直到有一天，在那云烟缭绕的鸦片烟香中，我才也闻出那味道的不对。
那个做九六公债的胡伯伯，常来我家打牌，他有一套烟具摆在我们家，爸爸有时也躺在那里陪胡伯伯玩两口。
兰姨娘很会烧烟，因为施伯伯也是抽大烟的。是要吃晚饭的时候了，爸和兰姨娘横躺在床上，面对面，枕着荷叶边的绣花枕头，上面是妈绣的拉锁牡丹花，中间那份烟具我很喜欢，像爸给我从日本带回来的一盒玩具。白铜烟盘里摆着小巧的烟灯，冒着青黄的火苗，兰姨娘用一根银签子从一个洋钱形的银盒里挑出一撮烟膏，在烟灯上烧得嗞嗞地响，然后把烟泡在她那红红的掌心上滚滚，就这么来回烧着滚着，烧好了插在烟枪上，把银签子抽出来，中间正是个小洞口。烟枪递给爸，爸嘬着嘴，对着灯火苏苏地抽着。我坐在小板凳上看兰姨娘的手看愣了，那烧烟的手法，真是熟巧。忽然，在喷云吐雾里，兰姨娘的手，被爸一把捉住了，爸说：
“你这是朱砂手，可有福气呢！”
兰姨娘用另一只手把爸的手甩打了一下，抽回手去，笑瞪着爸爸：
“别胡闹！没看见孩子？”
《城南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