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说，我怀疑这判决的公正性，就是替一切非常规行为打圆场的那一斛小麦也不能唬住我，让我不生疑。
可是，在这一点上罗宾斯先生和我有争论。他说，看看这世界上吧，这里有好的也有坏的；看看教会教规里，那里也有好的，有坏的。这都是一种制度的一个部分。很好。这是你应该知道的！
我不敢向朵拉的父亲提议——我没那么大的胆——只要我们大清早起床后脱去外套开始干活，这世界就能被改良。我只是说，我认为我们可以改良博士院。斯宾罗先生听后说，他要特别劝我打消这念头。因为这是不符合我的上等人身份的；不过，他表示也乐意听听我认为博士院中有哪些应改良。
这时，我们已承认了那人并未真正结过婚。我们走出法庭，经过遗嘱事务局，我便以我们正经过的这一部分为例。我说，我认为遗嘱事务局是个管理得奇特的机关。斯宾罗先生便问此话从何而来。我怀着对他的丰富经验应怀的尊敬（不过，我恐怕更多的尊敬乃由于他是朵拉的父亲）答道，那保存了足足三百年来偌大一个坎特伯雷省所有遗留下财产的人们的遗嘱原本之处是一个注册局，然而那局的办公用房却是一所本不是为这目的设计的简易房屋，而注册局官员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却不管它一点也不安全，尽管这里从天花板到地板上全装着文件，却连消防设施都没有，这实在充分体现出注册局官员谋图私利的品性。这些人由人民供给其大量开销，却把人民的遗嘱随随便便地一塞了事，只求省钱，不管别的，这也许不怎么正常。这些官员每年获利可达八九千镑（助理官员和高等文书之类的人物就不提了），竟不肯把那笔钱拿出一小部分为各阶层的人不得不向其交付的重要文件找一个充分安全之地（且不说这些人是否愿意这么做），这也许不怎么合理吧？在这么大一个机构里，所有的大官都只是尸位素餐，而那些在楼上又冷又黑的房间里干着重要工作的不幸文书们却在伦敦算是待遇最差而又被人忽视的人，这也许不怎么公平吧？那本应为不断投诉的百姓讨一切必要公道的主任注册官员，却利用职权什么也不干只堂而皇之拿干薪（他还可以同时兼任教士、教堂执事而领双薪），而百姓们却被置于非常不便的地位，每天下午局里事务忙碌时，我们就能看到这种场面了。我们也知道这很荒谬，这也许不怎么合常规吧？一句话，坎特伯雷教区的这个遗嘱事务局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件有害的东西，纯属有毒的胡闹。要不是它被塞进圣保罗教堂偏僻的一角，肯定早被人捣得乱七八糟了。
我谈着问题谈得有点激动时，斯宾罗先生微微一笑，继而又像他过去在别种事情上发表意见那样和我就这一问题发表他的观点。他说，这究竟是种什么问题呢？这属于一种感觉问题。如果人民认为他们的遗嘱保管得很安全，认为没有必要改良这事务局，那又有谁受到损失了呢？没有任何人呀。有谁得到好处了呢？所有拿干薪的人呀！那么很好。那就是好处为主嘛。这制度也许不十全十美；可是没有任何东西是十全十美的呀。不过，他所反对的是打楔子。在遗嘱事务局里，国家这一概念总是光荣的，一旦遗嘱事务局里也打进了楔子，国家的光荣也失色了。他认为，一个上等人的原则是按照他所见到的事物的面目接受那事物；他认为遗嘱事务局会从我们这一代延续下去，这是他坚信不疑的。我听了他的话，但内心仍疑云重重。可我发现他说得很对；因为那机构不仅到今天还存在，十八年前的国会大报告尽管不如人意也无损于它毫末。那报告中详尽列入了我对它的一切意见。据那报告，现存的遗嘱仅等于两年半的数量。那么他们过去是怎样处置那些遗嘱的呢；他们是否是遗失了很多，或不时拿一些卖给奶油店呢？我也不知道。我庆幸我的遗嘱不在那儿；也希望我的遗嘱一时不会去那儿。
我已经在这令我得意的一章里写下了这些话，应当写进这里。斯宾罗先生和我继续散步并谈话下去，终于我们谈到了一般的问题。于是，斯宾罗先生告诉我，说下星期的这一天是朵拉的生日，如果我肯去参加那天举行的一个小餐会，他将十分高兴。我立刻失魂落魄了。第二天，我收到一张写着“爸爸同意，请切勿忘”的花边小信笺时，我顿时完全傻了。于是，那天以后的日子里我处于一种痴呆状态中。
在为这幸福的大事做准备时，我相信我什么错误都犯过。想起我当时买的领巾我就要脸红。而我买的靴子简直可以算作一种刑具。我买了一只精巧的小籐篮，交由前天晚上去诺伍德的马车捎去。我觉得那只小籐篮本身几乎算是一篇表白了。那里装着可以买得到的刻有烫人热情词句的饼干。早晨六点，我在考文特花园市场为朵拉买了一个花球。十点钟，我骑在专为这见面雇下的一匹灰色骏马身上，赶往诺伍德：为了保持花球的新鲜，我把它放在帽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