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果提先生不时去一家叫快活地的酒店。我们到后的第二晚或第三晚他没在家，高米芝太太就抬头望着那个荷兰钟，在八点到九点之间，她说他是在那个地方，还说她一早就知道他会去那儿的，所以我知道了这事。
高米芝太太一天到晚都怏怏不乐。上午火炉冒烟时，她就哭了起来。当那不愉快的事发生时，她就说这话：“我是个苦命的孤老婆子，一切都和我过不去。”
“啊，烟就要散开的，”皮果提说——我说的还是我们的皮果提——“再说，这烟也不只是让你一个人不待见，我们也都不待见它。”
“我觉得它更不待见我。”高米芝太太说。
那一天很冷，寒风彻骨。火炉前专属高米芝太太的那个位置在我看来再暖和惬意不过了，而且她的那把椅子也是最舒适的。可那一天偏偏什么都不如她意。她一个劲埋怨天气冷，怨冷气不时袭击了她的背（她管那种袭击叫“偷偷地爬”）。最后，她为此流泪，并又说她是一个苦命的孤老婆子，一切都和她过不去。
“当然很冷，”皮果提说，“每一个人都一定有这种感觉。”
“我比别人更觉得冷。”高米芝太太说。
吃饭时也是这样。上菜时，我是被视作贵客而享受优先的，给我上完菜后就马上给高米芝太太上。鱼小而多刺，土豆又有点糊了，我们也都承认对这有点失望。可高米芝太太说她比我们更失望。她又哭了起来，并且十分悲伤地又把前面那番宣言再陈述了一番。
于是在皮果提先生晚上九点左右回家时，情形总是这样——高米芝太太总是心境极凄凉痛苦地坐在她那个位子上织毛线。皮果提一直挺快活地做手工。汉姆在补一双很大很大的水靴；我呢，就和小爱米丽坐在一起，并念书给她听。除了叹气，高米芝太太什么话都没说，而且打吃茶时候起，就没抬过眼睛。
“咳！朋友们，”皮果提先生坐下时说，“你们大家都好啊？”
我们都说点什么，或表示出什么神情以示欢迎他，只有高米芝太太对着她的毛线活摇摇头。
“这么不快活，”皮果提先生拍一下手道，“快活一点儿，好妈妈！”（皮果提先生的意思是说“好姑娘。”）
高米芝太太没表现出半点打起精神的样子。她掏出一条旧的黑手帕擦起眼睛来，而且擦了一下后不但不把它放回口袋，反而拿在手里又擦了一下，而且依然不放回口袋，随时准备再用来擦眼睛。
“这么不快活，太太！”皮果提先生说。
“没什么，”高米芝太太答道，“你是打快活地回来的吧，丹？”
“可不是，我今晚在快活地休息了一小会儿，”皮果提先生说。
“我真抱歉，把你逼到那里去了。”高米芝太太说。
“逼？我可不是被逼着去的，”皮果提先生说着坦诚地笑了起来，“我可是巴不得去那儿呢！”
“是啊，巴不得，”高米芝太太说着摇摇头，又擦起了眼睛，“是呀，是呀，非常巴不得。我真抱歉，是因为我你才这么巴不得去那儿的。”
“因为你？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皮果提先生说，“别信这个。”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我，”高米芝太太哭着道，“我知道我是什么人。我是个苦命的孤婆子，不但什么事都和我过不去，我也和所有的人都过不去。是的，是的，对这点我比别人还感受得多，也表现得更多。这都是我命不好。”
我坐在那儿看到这一切时不禁想：这不好的命都延伸到这个不是高米芝太太的家的每个成员身上了。但是皮果提先生没这么反驳，他所做的回答只是恳求高米芝太太快活起来。
“我不是我所希望成为的那种人，”高米芝太太说，“远远不是。我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的烦恼把我弄得性子别扭。我总感到那些烦恼，就是它们使我性子这么别别扭扭。我希望我能感觉不到那些烦恼，可我就是做不到。我真巴不得我能对那些烦恼无动于衷，可我也做不到。我使这个家不快乐，对这点我一点也不怀疑。我让你妹妹整天不快乐，还有卫少爷。”
这时我一下就软化了，并叫了出来：“不，你没有，高米芝太太。”那时我心里内疚极了。
“我这么做太不应该，”高米芝太太说，“一点好处也没有。我最好进济贫院去死了算了。我是个苦命的孤老婆子，最好别在这儿和别人过不去。如果事事都和我过不去，我又非要和自己过不去，那就让我回到我先前的教区去过不去吧，丹，我最好去济贫院，死了算了，省得让人嫌。”
说罢这些，高米芝太太就去睡了。她走了以后，一直除了深切的同情而没有再表示任何情绪的皮果提先生看了看我们大家，一面仍然满脸挂着真挚的同情，一面点着头小声说：
“她在想那老头子呢。”